提要：蒙培元先生的理學研究以朱子作為理學的集大成者，他敘述理學的演變是從朱子開始的。對照學界關于理學的諸種分系說，我們可以把蒙培元先生關于理學演變的歷史概括為“一系三支”說?！耙幌怠本褪侵熳酉?，理學后來的演變都是朱子哲學內部矛盾演化的結果?！叭А奔葱膶W派、氣學派和正統派。尤其是后來的心學和氣學兩大流派都是從朱子哲學中演變而來，而且最終走向了朱子哲學的對立面。蒙先生的這個看法進一步確立了朱子作為理學集大成者的樞紐地位。在理學研究中，蒙培元先生將朱子看得最高、最重。

在20 世紀 80 年代以來的宋明理學研究中，蒙培元先生起到過開創性和奠基性的作用。蒙先生于 80 年代出版的《理學的演變》和《理學范疇系統》這兩部著作既是他的成名作和立身之作，同時蒙先生也通過宋明理學史的研究而進入中國哲學研究以及哲學建構，他之后在中國哲學研究中進一步提出的心靈哲學、情感哲學、生態哲學等思想，都是建立在宋明理學研究的學術基石之上的。從學術史的角度來看，蒙先生的這兩部著作不但體現了 80 年代宋明理學研究的最高水準，同時也為后來的理學研究奠定了堅實的學術基礎。蒙培元先生為推動、深化宋明理學以及中國哲學的研究做出了重要的學術貢獻。

關于蒙培元先生的哲學思想的研究，很多學者都關注蒙先生提出的心靈境界、情感與理性等問題，但對于蒙先生哲學史研究的學術意義和貢獻，則多是一些宏觀性的概述，[1]少有具體深入的討論。本文以蒙培元先生的宋明理學史為中心，尤其是以蒙先生關于朱子哲學的研究為核心，從哲學史的角度來討論蒙先生對于理學研究的學術貢獻。我們希望通過對蒙先生朱子哲學研究的梳理，不但可以凸顯蒙先生的學術創見，而且可以更加清楚地看出蒙先生從哲學史家到哲學家的思想發展歷程。這對于全面理解蒙培元先生的哲學思想，學習蒙培元先生的研究方法，進而推進朱子哲學、宋明理學以及中國哲學的研究，都有比較重要的學術意義。

一、朱熹是理學的集大成者

蒙培元先生于1984年出版的《理學的演變——從朱熹到王夫之戴震》是蒙先生的第一部學術著作。這是一部理學史的著作，又是一部特殊的理學史的著作。所謂的“特殊”，是因為這部書講理學的演變，是從朱熹開始的這就表明了蒙先生對于理學的產生、發展及演變有自己獨特的看法。

蒙培元先生于2006年在《理學的演變》一書的“再版后記”中說：“在我看來，朱熹理學既總結了北宋以來的全部成果，又有自己的理論體系及其內在張力。而南宋以后的理學，無不與朱熹有關。正是在朱熹之后，理學才開始了真正意義上的分化與演變。這當然不是說，后來的理學發展，與北宋的理學家毫無關系，而是說，后期理學家們的理論學說，無不是經過朱熹理學這個環節而提出的，或者說得更直接一些，是從朱熹理學的體系脫胎而來的?！?/span>[2]蒙先生還承認，從朱熹開始講理學的演變，是他一直沒有改變的學術觀點。

新版的《理學的演變》還增加了一個“緒論”，標題是“論理學形成三階段”，這其實是蒙先生于1986年發表的一篇文章(發表于《晉陽學刊》1986年第二期)。蒙先生將這篇文章收作“緒論”，說明這篇文章當中的觀點可以代表他一貫的看法。在這個緒論當中，蒙先生簡要地敘述了理學產生、形成的三個階段。他認為，理學作為一種延續達七百多年的哲學思潮有一個較長的醞釀、形成時期。具體來說，中唐以后的“古文運動”是理學的發端時期，代表人物有韓愈、柳宗元、李翱、劉禹錫等人；北宋初期為理學的開創時期，代表人物有范仲淹、歐陽修、胡瑗、孫復、石介等人；北宋中期為理學的形成時期，這一時期涌現出一批重要的理學派別和理學家，主要以“北宋五子”為代表。這說明，理學的發端、開創和形成時期，同時也是中唐以來的儒學復興運動和新儒學的產生時期。在這個長達兩三百年的時間里，尤其是在北宋建立以來理學的開創時期和形成時期內，產生了不同的學派，同時也涌現出一大批著名的儒學家和理學家。這些不同派系之間的相互融合，最終融匯為南宋時期的朱熹理學。蒙先生指出：“朱熹作為理學的集大成者，絕不僅僅是繼承和發展了二程，他兼采眾說，綜羅百代，全面繼承和發展了理學思想，從而建立起一個龐大的理學體系，可說是對北宋以來的理學思潮進行了一次全面總結。朱熹哲學雖以二程為基礎，卻同二程有很大區別。對于理學來說，朱熹所從事的絕不只是紹述，更重要的是創造?！?/span>[3]

具體來說，第一，朱熹把二程哲學思想中的不同傾向統一起來，吸收并容納在自己的哲學體系之內。第二，朱熹批判地吸收了張載的氣化學說，第一次全面地討論了理氣關系，提出了系統的氣化學說。在這一點上比二程要完備得多。第三，朱熹繼承、發展和改造了周敦頤的太極說，提出“太極陰陽”說，把太極解釋成為宇宙的最高本體。這就大大發展了二程的“天下只是一個理”的思想，并克服了二程只側重于人倫道德之理的局限性，把太極之理說成是整個自然和社會的精神本體，并且建立了理有層次的“理一分殊”學說。第四，朱熹批判繼承了邵雍思想中的“一分為二”的方法和“元會運世”的歷史哲學，同時也大量吸收了邵雍的易學思想。第五，朱熹和諧地吸收了佛學的思維成果，融會貫通，使之成為他的哲學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同時他又堅持了儒家的立場，從理論上批判了佛學。

總之，朱熹哲學，無論從深度和廣度上，都遠遠超過了二程，它是對理學思想的一次系統的、創造性的總結。正因為如此，他才被稱為“集大成者”，成為理學的代表人物。所謂集大成，絕不是簡單地兼收并蓄，將各家思想拼湊在一起，而是經過批判、改造和揚棄，把各種思想加以鍛造，融為一體，構造出一個有系統的哲學體系。這個體系用最概括的語言來說就是以理為最高哲學范疇的客觀唯心主義體系。這個體系的每一組成部分無不出于先儒，但卻是他自己在前人的思想資料的基礎上進行精密的力量創造的結果。[4]

朱熹之所以是宋明理學的集大成者，是因為他的理學思想綜合了北宋以來周、張、二程等人的思想。從這個角度來說明朱熹是理學的集大成者，是學術界普遍承認的看法。如錢穆先生，就是從學術傳承融合的角度說明朱子是理學的集大成者。[5]蒙培元先生所指出的朱喜是理學的集大成者，不但同樣承襲了學界普遍的看法，而且更為重要的是，蒙先生是通過梳理理學演變的歷程、建立理學的分系說，進一步確立了朱熹作為理學集大成者的樞紐地位的。

二、理學的分系——“一系三支”說

理學作為一個延續數百年、跨越幾個王朝的龐大的思想體系，內部派系林立，錯綜復雜。傳統上就認為，理學內部有濂、洛、關、閩等不同的派系。傳統的學術史著作《宋元學案》和《明儒學案》分列出了諸多不同譜系的學術派別。一般認為，廣義的理學有“理學”和“心學”的區分，或“程朱理學”和“陸王心學”的對立。盡管很多學者指出，用“理學”和“心學”作為區分宋明理學派別的專有術語有很多問題，但作為一種通用的術語，大家也都在約定俗成的意義上使用，在很大程度上也可以達到劃分理學派別的目的。

盡管對于宋明理學的分系難以取得一致的意見，分系的標準也因人而異，但對于如此龐大的思想體系，分系本身是完全必要的。只有對理學內部做出適當的劃分，才能比較完整地把握住理學發展的內在脈絡和學理的異同。在現代學術史上，嚴格學術意義上的理學的分系，主要是“三系說”。在大陸學界有影響的是張岱年先生提出的“三系說”。張岱年先生在早年的《中國哲學大綱》中就指出，中國傳統哲學的本根論“最顯著者有三:一是理則，二是氣體，三是心”。根據這三種不同的“本根”而形成三種關于本根的學說:“以理則為本根者，即是道論與唯理論或理氣論;以氣為本根者即是太極論與氣論;以心為本根者，即是主觀唯心論?！?/span>[6]依這三種有關本根的學說，也可以把宋明理學劃分為三系。張岱年先生后來又進一步總結說:

近幾十年來，研究中國哲學史的，大多認為宋明理學分為兩大學派，即程朱學派與陸王學派。我在此書(即《中國哲學大綱》)中首次提出:自宋至清的哲學思想，可以說有三個主要潮流，一是唯理論，即程朱之學;二是唯心論，即陸王之學;三是唯氣論，即張載、王廷相王夫之以及顏元、戴震的學說。這一論點到近年已為多數哲學史家所承認了。[7]

根據張岱年先生的“三系說”，宋明理學可以區分為理本論、心本論和氣本論。這個看法在學術界得到了普遍的承認。如李存山先生《中國傳統哲學綱要》就依據張岱年先生的看法，將宋明理學劃分為以張載為代表的氣本論、以程朱為代表的理本論和以陸王為代表的心本論。[8]與此相對照的是牟宗三先生提出的另外一種“三系說”。按照牟先生的劃分，三系一為五峰山系。這一系統承濂溪、橫渠而至明道之圓教模型而開出。此系統客觀地講性體，以《中庸》《易傳》為主；主觀地講心體，以《論》《孟》為主。二為象山、陽明系。此系以《論》《孟》攝《易傳》《中庸》，而以《論》《孟》為主。此系只是一心之朗現，一心之伸展。三為伊川、朱子系。此系以《中庸》《易傳》與《大學》合，而以《大學》為主。此系所講的道體、性體濃縮為一本體的存有，即“只存有而不活動”之理。工夫的落實處在格物致知。

牟宗三先生還認為，此三系又可以合并為兩系。五峰、戢山系與象山、陽明系都是以《論》《孟》《易》《庸》為標準，二者立足點不一樣，但可以會通為一大系。此一大系又稱為“縱貫系統”。伊川、朱子系為“橫攝系統”?！肮式K于是兩系。前者是宋、明儒之大宗，亦合先秦儒家之古義：后者是旁枝，乃另開一傳統者?！?/span>[9]

比較這兩個影響甚大的“三系說”，牟先生理論的特點之一是突出表彰了明道——五峰——戢山一系，而以伊川、朱子一系即程朱理學為歧出“別子為宗”。這是牟先生重視心學的直接體現。同時，在他的系統中抹殺了氣論一派，以劉宗周為理學的終結，這也就否定了王夫之的地位。這種看法是大陸學者不能接受的。而張岱年先生提出的三系中則重點表彰了從張載經羅欽順、王廷相至戴震的氣學傳統。這也是兩個“三系說”的重要區別之處。

近年來還有向世陵先生提出的“四系說”。這就是在一般所認為的理學氣學、心學之外，再加上以湖湘學派為代表的“性學”。按照向老師的看法”四系說”的提出“目的在彌補兩大三系說或漏掉性學或否定氣學的不足以便更準確地反映和更恰當地解釋宋明理學的理論體系及其歷史發展”。[10]

以上對宋明理學的各種類型的分系說，各有依據。不同的分系說也體現了對理學的不同理解，以及分系者自身的哲學立場。正是從這個意義上，研究理學的諸種分系說是有學術價值的。蒙培元先生沒有明確對理學的分系提出看法，但是在他的論著當中又明顯地體現了理學分系的看法。如果對照學術史上對理學分系不同的觀點來看，我們可以把蒙培元先生的觀點概括為“一系三支”說。蒙先生的分系說與學術界已有的諸種分系說既不相同，但又有或多或少的學術關聯。我們將蒙先生的“一系三支”說與學界已有的各種觀點進行分析比較，不但能夠更加清晰地認識到蒙先生對于理學研究的特點、思路，同時也能更加恰當地評價蒙先生對于宋明理學研究的貢獻。

所謂“一系”就是朱子系。蒙培元先生講理學的演變，就是從朱熹到王夫之戴震，也就是從南宋直至清代中期六七百年時間內，理學的發展演變在本質上都是朱子學內部不同因素向不同方向的發展。蒙先生認為朱熹是宋明理學的集大成者，首先就是他綜合融合、匯通了北宋以來不同思想傾向的不同學派，把張載、二程、周敦頤、邵雍等人的重理、重氣、重心的不同思想，以及佛道二教的思想融合貫通而形成一個完整、龐大思想體系。而南宋以后理學的發展，都是朱子學內部不同思想傾向的發展。蒙先生在晚年還堅持認為，他在數十年的理學研究過程中，很多看法都發生了變化，“但是在理學如何演變這個問題上，我的基本觀點始終未變。我既不是從北宋的不同學派開始，也不是從理學奠基人二程開始，而是從南宋的朱熹開始，講理學的歷史演變”[11]。在蒙先生看來，朱熹綜羅百代，建立了一個龐大的理學體系，之后理學的發展都是朱熹理學不同層面的發展。由此可見蒙先生的宋明理學研究，是將朱熹的地位提升到了理學承前啟后的關鍵位置上。

所謂“三支”，就是朱熹之后理學在數百年的發展、演變過程中出現的氣學派和心學派，都是從朱熹哲學中發展而來的，其根源都在于朱熹哲學內部所蘊含的矛盾，這是其思想矛盾發展變化的必然結果。除此之外，朱子后學中，從南宋的陳淳等人開始，歷代都存在一個龐大的堅持朱子學立場、捍衛朱子學正統地位的正統派。只是因為他們重在傳承朱熹哲學，且墨守成規，少有思想的創新，因此在理學史的研究中不受重視，也沒有太大的研究價值。但其實，即使像陳淳、元代的許衡和許謙、清代的李光地等朱子學的嫡派，他們在不遺余力地捍衛朱子學的正統地位的同時，也都對朱子學有一些發展或改造。蒙培元先生的理學研究重在發掘對朱熹哲學的發揮、創新，重在理學的演變，因此他沒有將這個正統派算在朱熹理學演變的范圍內。但整體上來看，傳承朱熹哲學的正統派，原則上堅持朱熹哲學中的理氣觀、格物致知論的傳承派，也應算作是朱熹之后理學中的一個派別。蒙培元先生說，在朱熹之后，他的“哲學向三個方向發展。一是客觀唯心主義體系的發展，繼承這一思想的是理學的正統派，他們在理論上沒有什么貢獻。二是向心學主觀唯心主義發展，從南宋末年到明中期，這一派占了很大勢力。三是向唯物主義轉化，這一派是理學的批判者，他們對朱熹理學體系進行長期的批判和改造，終于發展出唯物主義哲學”[12]。

在朱熹哲學的演變中，真正具有思想意義的是向心學和氣學這兩個方向的發展。在朱子的后學中，真德秀、魏了翁就發揮了朱熹心學的思想，是朱熹哲學向心學演變的一個環節。宋元之際的吳澄是主張朱陸合流的代表人物，也反映了朱熹哲學向心學發展的趨勢。明代的吳與弼、陳獻章、湛若水則進一步發展了朱熹的心學思想。至王陽明則是“理學向心學轉變的完成者，也是心學集大成者。朱熹哲學經過長期演變，到王守仁終于完成心學體系，從朱學中獨立出來，自成一派”。[13]蒙先生認為，在朱熹哲學中一直就存在“心本體”的思想，但由于朱熹理學體系的需要，這個思想沒有被最后確定下來。但是在朱熹后學中，“一直存在著向心學發展的思潮，由小到大由微到顯，最后終于沖破朱熹哲學體系，建立心學體系”[14]。

朱子后學中，黃震、文天祥等人發揮了朱子的氣學思想，是朱熹哲學向唯物論方向發展的重要環節。明代的薛瑄以及羅欽順、王廷相則進一步改造了理學，將朱熹哲學進一步推向了氣學發展的方向。他們都是從朱熹到王夫之之間思想發展過程中的中間環節。

蒙培元先生認為，以朱熹為代表的理學經過長期的發展和演變，特別是經過羅欽順、王廷相等人的批判改造，逐漸形成了一股唯物主義思潮，到明清之際，隨著啟蒙主義思潮的發展，出現了對理學的總批判、總清算。這一批判的代表人物就是王夫之。“王夫之是理學史上一位杰出的唯物主義哲學家，他完成了一個唯物主義哲學體系，而同朱熹的理學體系相對立。但是王夫之哲學，又是從朱熹哲學中演變、分化出來的?！?/span>[15]

蒙培元先生認為，王夫之把理學的批判運動推向了一個高潮，對理學進行了一次總清算，但他并沒有完成這個任務。王夫之以后，這個批判運動繼續向縱深發展，有很多史學家繼續了王夫之的工作，從不同方面對理學進行了深入批判。其中有突出貢獻者是顏元和戴震。他們盡管在理論上沒有達到王夫之那樣的理論深度，但他們批判的鋒芒更加銳利，問題更加集中，尤其是在人性論問題上超過了王夫之，并克服了王夫之的某些理論局限。蒙先生高度評價了戴震的思想，尤其是對理學“存天理，滅人欲”的批判，具有深刻的理論意義和強烈的時代特點?！霸诶韺W的長期演變中，沒有一位思想家像戴震這樣尖銳而深刻地揭露、批判理學是‘禍斯民’；也沒有哪一位思想家像戴震這樣，對理學家所謂‘存天理，滅人欲’之辯公開提出控訴，并指出這是“以理殺人’。從這個意義上說，戴震完成了王夫之所沒有完成的任務，正式宣告了理學的終結?！?/span>[16]

以往學者的理學分系說，盡管觀點看法不一，但不同的分系分派都還要落實到具體的歷史發展過程中。蒙培元先生的理論也是如此。一方面，從橫的方向來看，或者說從演變的“理論模型”來看，蒙培元先生重點研究了朱熹哲學向心學和氣學的兩個方面的演化，而且演變的結果都是突破了朱熹哲學的框架，走到了朱熹哲學的反面。另一方面，從縱的方面來看，或者說從歷史的演化來看，蒙先生又認為理學的演變經歷了五個歷史階段。

第一個階段為南宋末期，這個階段以解釋、發揮朱熹哲學的方式，表現了不同的思想傾向。代表心學思想傾向的有真德秀、魏了翁等人，他們著重發揮了朱熹的心本論；代表唯物主義思想傾向的有黃震、文天祥等人，他們在道氣等問題上，初步改造了朱熹哲學。

第二個階段是元代。這個時期出現了朱陸合流的趨勢，以許衡、吳澄為代表的理學家，進一步發展了朱熹哲學中的心學思想，提出了一條向內發展的心學路線。劉因、許謙等人則堅持了朱熹哲學中“格物致知”等外向發展的方向。

第三個階段是明朝初年。朱熹哲學出現了明顯的分化。吳與弼、陳獻章終于把朱熹哲學發展為心學理論。薛瑄等人則開始解決朱熹哲學重理氣論的矛盾，初步提出了唯物主義的思想。

第四個階段是明朝中期。朱熹哲學正好分化為兩條對立的哲學路線，一條發展為王陽明心學，另一條分化出羅欽順、王廷相的唯物主義哲學。

第五個階段即最后一個階段是明末到清中期。隨著啟蒙主義思想的出現，開始了對理學的總批判。以王夫之為代表的理學家，全面總結和清算了朱熹哲學，建立起唯物主義的哲學體系。顏元、戴震等人繼續發展了這種唯物主義學說，從而宣告了理學的終結。李光地等人編纂了《性理精義》等理學著作，代表了維護朱熹哲學的一方，但歷史的潮流不可抗拒，理學終于變成了“僵尸”，停止了發展。

由此可見，蒙培元先生將理學七百多年紛繁復雜、千門萬戶的歷史發展，從理論上用“一系三支”說加以統領，同時又按理學發展的歷史階段，將理學的演變劃分為五個時期，敘述了理學從演變到終結的歷史過程。這樣，縱橫相錯，將理學七百多年的歷史發展納入一個完整的體系當中。由此可見，蒙培元先生的理學研究，是以朱熹為樞紐，建立起來一個嚴密完整的體系。

三、“一系三支”說的分析與評價

很明顯，蒙培元先生對于宋明理學所持的“一系三支”說，與學術界已有的諸種理學分系說既有區別，又有一定的聯系，比較完整地體現出蒙先生于理學及其發展演變的總的看法。那么，我們該如何認識評價蒙先生的這看法呢?筆者認為可以從如下幾個方面對蒙先生的學術思想進行分析和討論。

第一，從學術史的角度來看，要建立理學的“一系說”，有兩個重要的學術問題必須解決。其一，關于二程思想的異同。對理學的不同劃分都是建立在二程思想有很大的甚至本質的區別之上的，這是現代理學研究中一個普遍的看法。如馮友蘭先生指出：“(二程)兄弟二人之學說，舊日多視為一家之學……但二人之學，開此后宋明道學中所謂程朱、陸王之二派，亦可稱為理學、心學之三派。程伊川為程朱，即理學一派之先驅，而程明道則陸王，即心學一派之先驅也?！?/span>[17]后來馮先生在《中國哲學史新編》中依然堅持這個看法，認為二程的哲學思想是不同的。朱熹繼承、發展了程頤的哲學思想，而程顥的哲學思想，則為’陸王’所繼承、發展”[18]。按照馮先生的看法，二程在重心還是重理方面就有根本的不同，這才導致了后來理學和心學的區別和對立。馮先生直到晚年還認為，對二程的分疏是他一直引以為豪、一生不變的兩個觀點之一。[19]張岱年先生則指出:“(理學)到南宋時，遂分裂為二大派。一派宗小程，以居敬窮理為宗旨，其首領是朱熹。一派則發揮大程的思想，主張發明本心，首領是陸九淵?！?/span>[20]張岱年先生認為二程思想有同有異但他并沒有將二者思想的差異直接掛在“本根”論上心與理的差別上，因此心學與理學的對立就是二程后學發展、改造的結果。這是他和馮先生的看法稍有不同的地方。

整體上來看，二程兄弟的思想開啟了后世心學和理學兩大流派，這是很多學者都贊同的看法。牟宗三先生的三系說也包含了這個看法。蒙培元先生認為理學是一系，突出了朱熹的地位，因此對于很多學者所認可的二程兄弟開啟后世心學和理學兩大流派的看法就不能認同。蒙先生認為，二程的思想傾向的確有所不同，比如程頤強調理氣、道器相分，而程穎則強調二者相即。程頤強調理是客觀精神，程顥則強調“心即理”，主張“仁者渾然與天地萬物一體”，著重內外合一之學。但這些不同只是枝節問題，二程的思想整體上是一致的。而且，他們思想內部的差異、區別也都融合在了朱熹的哲學思想當中了。因此，二程思想的差異就不足以導致后世理學的分派與分系。

其二，朱陸關系。歷來研究、分判朱陸異同的學者，都有一個思想前提，即將朱熹思想和陸九淵的思想看作并列的兩個類型的思想體系，或者是理學內部并列的兩大流派。因此，如將理學看作“一系”，朱、陸思想之關系也是一個必須嚴肅審視的問題。

蒙培元先生指出，朱熹哲學以理為最高范疇，但同時他又很重視心的作用。“理是朱熹哲學的出發點，但不是它的歸宿。朱熹不是簡單地回到天理而是把理安置在人的心中。通過窮理盡性，達到天人合一的精神境界，這才是他的哲學的最終目的。因此，理學又叫做性命之學或心性之學。朱熹的心性論，實以心為主而不是以理為主?！?/span>[21]按照蒙先生的理解，朱熹的思想中就蘊含著心學思想的因素。在心性問題上，朱熹和陸九淵一樣，都強調主觀精神的作用，這是他們相同的地方。但朱熹除了心性為一的思想之外還認為心性之間又有區別，而陸九淵則認為心性之間沒有區別，“只是一般物事”。這又是他們思想的不同之處。但是從整體上來說，由于朱熹哲學中理本論和心本論之間的矛盾，“從理本論發展到心本論，是朱熹哲學發展的一種必然趨勢”[22]。也就是說，盡管朱陸之間在哲學思想方面存在著一些差異和分歧，但這些差異和分歧都可以統收在朱子學的內部，陸九淵的思想不構成和朱熹并列且對立的一派，而且心學的發展也是朱子哲學中固有矛盾演變的必然結果。這樣，象山學以及整個心學就只能是朱熹哲學發展演變過程中的一個支派。這也就從理論上杜絕了將(狹義的)理學和心學二分的傾向，是建立理學“一系說”的一個非常有力的理論支點。

第二，蒙培元先生以“一系三支”說為統領，為理學的發展演變建立了個完整的體系。理學縱橫數百年，根深葉茂，頭緒甚多。古今各種對于理學的分系說，都是試圖為理學建立一個比較完善的思想、學術譜系，為解釋理學提供一個比較可靠的思想框架。因此，比較、衡量諸種分系說的一個重要標準就是這個理論框架的完整性、嚴密性和解釋的普遍性。

其實，為中國古代哲學梳理出一個清晰、普遍的系統，建立一個解釋有效的理論框架，這是自中國哲學產生之日起就一直追求的目標。馮友蘭在《中國哲學史》上冊的“緒論”中就針對所謂“中國哲學無系統”的看法做了辯解，指出“所謂系統有二，即形式上的系統與實質上的系統”。中國哲學雖無形式上的系統，但有實質上的系統。馮友蘭先生指出：“中國哲學家之哲學之形式上的系統，雖不如西洋哲學家；但實質上的系統，則同有也。講哲學史之一要義，即是要在形式上無系統之哲學中，找出其實質的系統?！?/span>[23]如果按照馮友蘭先生的要求，蒙培元先生正是從理學的發展、演變的歷史過程中梳理出其中蘊含的“實質的系統”。在《理學范疇系統》一書的開篇，蒙先生就說：“理學作為一種哲學形態，有一個完整的范疇系統?！?/span>[24]在此書的“重印自序”中，蒙先生進一步指出，盡管“范疇”這一術語來自西方哲學，但中國哲學有自己獨特的范疇系統?！爸袊軐W，特別是理論色彩比較濃厚的宋明理學，并不看重每一范疇的獨立意義及其分析，而是重視各個范疇之間的相互聯系，并由此形成一個有機系統?！泵上壬褪窃谶@樣的認識指導之下，對理學范疇做了系統的梳理，建構出一個完備的理學范疇體系?！独韺W的演變》和《理學范疇系統》兩部著作，前者側重于歷史，后者著眼于理論，但都為錯綜復雜的理學整理出一個線索清晰、體系完備的系統。這是蒙先生對理學研究的重要貢獻。

第三，與學界普遍流行的理學二系說、三系說甚至四系說相比，蒙先生的“一系三支說”有些特別。其實，若僅從形式上來看，勞思光先生的理學”一系三型說”和蒙先生的看法有些類似之處。勞思光先生的“一系說”，就是在認清宋明理學內部各家各派區別的基礎之上，將整個宋明理學看作一個整體，并且“通過一發展演變之動態觀，以安頓此種種差異于一整體過程中。換言之，學說之差異皆視為整體過程中之階段特征”。[25]

盡管勞思光對于理學持一種整體的態度，但實際上他對理學的標準是非常嚴苛的，是以恢復孔孟之學為衡定理學之依據，以距離這個目標的遠近程度作為判斷理論成熟度的依據。在這個整體之內，依據他劃定的理論標準將理學分為“天道觀”、“本性論”與“心性論”三個類型，“此三型平鋪觀之，或可作為‘三系說’之依據；但就理論效力而言，則前兩者皆不足自立，必歸于第三型”。[26]依勞思光的看法，周、張屬于第一型，距離孔孟原旨最遠，程、朱屬于第二型，而陸、王則屬于第三型，最接近孔孟原旨。按照歷史發展階段而論，理學發展也經歷了三個階段。第一階段以周、張為代表，其理論特征是以“天”為主要觀念，混合了形上學及宇宙論以建構其哲學系統。第二階段以程朱為代表，其理論特征是以“性”或“理”為主要觀念，淘洗了宇宙論成分而保留了形上學成分。第三階段以陸王為代表，以“心”或“知”為主要觀念，肯定“主體性”，建立了心性論形態之哲學系統。勞思光認為，在理學的發展過程中，朱熹盡管很特殊，是綜合了理學發展前兩個階段的思想家，但在他所劃定的理學發展脈絡中，朱熹依然屬于第二階段。

在勞思光看來，理學的發展是一個整體，這就是所謂的“一系”。但在這個“一系”內部，又有三個類型和三個階段，且這三個階段是遞進的發展。理學的發展最終以陸王心學一派最接近孔孟儒學之旨，是理學發展的最高形態。王陽明完成了宋明儒學以復歸孔孟為宗旨之儒學運動。

蒙先生和勞先生的這兩個“一系說”，盡管表面看來有一些類似之處都是將理學看作一個整體，但在這個整體內部，又有很大的不同。蒙先生以朱子為樞紐，朱子之后的理學演變過程中有并列的三支；勞思光先生則認為，理學的“一系”內部有三個不同的遞進發展階段，且以陽明為理學發展的最高階段?！叭А焙汀叭汀彪m然在形式上也有一些類似之處，但二者除了并列與遞進的區別之外，本質的不同是對于理學的終結理解有差別。勞思光盡管在思想上和新儒家有一些不同，但他還是受到牟宗三的影響，推崇陽明學，他以陽明作為理學發展的最高形態，完成了新儒學的復興運動。勞思光先生的理學體系基本排除了氣學一派的影響和地位，這是包括蒙先生在內的大陸學者所不能接受的。蒙培元先生受自張岱年先生以來表彰氣學傳統的影響，尤其是在1949年之后學術界重視發掘中國古代唯物主義思想的影響，大力表彰理學中的氣學一派，認為氣學一派的思想根源于朱熹思想中理氣觀的矛盾，并且以王夫之作為氣學思想的集大成者，同時也是理學的終結者。這也是蒙先生的“三支說”與勞思光的“三型說”、牟宗三的“三系說”的根本不同。

除此之外，在80年代以來的宋明理學研究中，馮友蘭先生在《中國哲學史新編》中提出的“兩期三段說”也是關于理學分系的重要一種看法。蒙培元先生作為馮先生的學生，他的看法表面看來和馮先生不同，但實質上也有很多的相似相通之處。馮先生的所謂“兩期”，即理學(馮先生稱為道學)經歷了前后兩個時期?！叭巍本褪敲總€階段都有一個黑格爾式的肯定一否定一否定之否定的階段。與馮友蘭先生的看法相比，他們的一個共同之處都是突出了朱熹的重要性。馮友蘭先生認為，朱熹哲學是前期道學的否定之否定階段?！皬娜畏ǖ陌l展階段，前一段落的否定之否定，就是后一段落的肯定。朱熹是前期道學的否定之否定，到了道學后期就成為肯定了?！?/span>[27]朱熹哲學是前期道學的否定之否定階段，同時又是后期道學的肯定階段，承前啟后。而且朱熹之后理學的發展，按馮友蘭先生的理解，也就是對朱熹哲學的否定過程。這些思想和蒙培元先生對理學的理解基本是一致的。只是馮先生認為，在后期，王夫之是否定之否定，他是后期道學的集大成者，也就是全部道學的集大成者。而蒙培元先生則認為，王夫之“是對朱熹理學的一次批判性總結”[28]，同時是理學之終結。蒙先生盡管也高度評價了王夫之的思想，但并沒有將王夫之提升到理學集大成者的地位。理學的集大成者依然是朱熹。如果按照馮先生經常用的肯定一否定一否定之否定三段式，蒙先生的理學演變階段應是，朱熹是肯定階段，王夫之(包括戴震)是否定階段，而否定之否定則應當是近代啟蒙思想了。這一點蒙先生的著作中并沒有明確提出，盡管他多次提到王夫之思想中具有啟蒙思想的因素，但從他的整體思想中，我們可以邏輯地推出這個結論來。

結語

通過以上的分析可知，蒙培元先生的宋明理學是以朱子哲學為核心的。他將朱子作為宋明理學的集大成者，尤其是通過他獨具特色的“分系”說，進一步確立了朱子在理學發展演變過程中的核心、樞紐地位。在理學研究中，可以說蒙培元先生將朱子看得最高、最重。

蒙先生在晚年又回到了理學與哲學史的研究，并于2010年出版了《朱熹哲學十論》。這部著作著重探討了朱子哲學中的十個重點問題，包括“怎樣注解四書?——從方法論的角度看”“一個世界還是兩個世界?——理氣論”“如何理解世界的統一性與多樣性?——’理一分殊’說”“存在與價值能統一嗎？——‘所以然’與’所當然’之說”“心是什么?——心體用說”“情感與理性對立嗎？——‘心統性情’說”“德性還是知識?——‘尊德性’與“道問學’”“有無宗教精神?——敬的學說”“有無生態哲——’生’的學說”“何謂真善美的境界?——‘心與理一’說”等等。蒙先生在本書的“自序”中說：“這十個問題是過去的朱熹哲學研究中未曾提出過的新問題，但是能代表朱熹哲學的基本內容和實質。對這些問題的探討和論述也是全新的，不同于過去研究朱熹哲學的框架，從一個新的視角重新解讀朱熹著作，解釋其深層意蘊，發掘其普遍價值，從中得到應有的啟迪?！?/span>[29]其實，這是蒙先生在對理學史做了深入解讀、對中國哲學做了全新的詮釋之后，以哲學家的視角對朱熹哲學做了新的思考和解讀，不但提出了很多新穎的觀點和深刻的見解，更為重要的是，也突破了一些他之前的看法，實現了一個哲學家的自我更新。由于本文是從哲學史的角度來梳理蒙先生的朱子哲學研究，對于蒙先生晚年在《朱熹哲學十論》中的創造性詮釋筆者另有專文論述，這里就不再涉及了。

【注釋】

[1]例如任文利《蒙培元先生哲學思想概述》；張斯珉、喬清舉《中國哲學的“蒙式話語”——蒙培元先生中國哲學研究述評》；何曉《究天人之際，成一家之言一一蒙培元學術思想評介》，均收入黃玉順、楊永明、任文利主編《人是情感的存在——蒙培元先生80壽辰學術研討集》，北京大學出版社，2018。

[2]蒙培元:《理學的演變——從朱熹到王夫之戴震》，方志出版社，2007，第374頁。

[3]蒙培元:《理學的演變——從朱熹到王夫之戴震》，福建人民出版社，1984，第4頁。

[4]蒙培元:《理學的演變——從朱熹到王夫之戴震》，福建人民出版社，1984，第5頁。

[5]參見錢穆《朱子新學案》第1冊，九州出版社，2011，第21—23頁。另外，錢穆先生不但指出朱子集理學之大成，而且指出朱子集宋學之大成以及集漢唐諸儒之大成。錢先生的這些看法，都是從學術史的角度來論證的。

[6]張岱年:《中國哲學大綱》，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2，第89頁。

[7]張岱年:《我與中國20世紀》，載《張岱年全集》第8卷，河北人民出版社，1997，第511頁。

[8]參見李存山《中國傳統哲學綱要》，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8，第56頁。

[9]牟宗三:《心體與性體》上冊，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第43頁。

[10]向世陵:《理氣心性之間一一宋明理學的分系與四系》，湖南大學出版社，2006，第295頁。

[11]蒙培元:《理學的演變——從朱熹到王夫之戴震》，方志出版社，2007，第374頁。

[12]蒙培元:《理學的演變——從朱熹到王夫之戴震》，福建人民出版社，1984，第8頁。

[13]蒙培元:《理學的演變——從朱熹到王夫之戴震》，第301頁。

[14]蒙培元:《理學的演變——從朱熹到王夫之戴震》，第310頁。

[15]蒙培元:《理學的演變——從朱熹到王夫之戴震》，第427頁。

[16]蒙培元:《理學的演變——從朱熹到王夫之戴震》，福建人民出版社，1984，第515頁。

[17]馮友蘭:《中國哲學史(增訂本)》下冊，臺灣商務印書館，1993，第869頁。

[18]馮友蘭:《中國哲學史新編》第5冊，人民出版社，1988，第91頁。

[19]參見馮友蘭《三松堂自序》，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84，第224頁。

[20]張岱年:《中國哲學大綱》，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2，“序論”，第22頁。

[21]蒙培元:《理學的演變——從朱熹到王夫之戴震》，福建人民出版社，1984，第34頁。

[22]蒙培元:《理學的演變——從朱熹到王夫之戴震》，第47頁。

[23]馮友蘭:《中國哲學史(增訂本)》上冊，臺灣商務印書館，1993，第13—14頁。

[24]蒙培元:《理學范疇系統》，人民出版社，1989，第1頁。

[25]勞思光:《新編中國哲學史》卷3上，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9，第45頁。

[26]勞思光:《新編中國哲學史》卷3上，第61頁。

[27]馮友蘭:《中國哲學史新編》第5冊，人民出版社，1988，第20頁。

[28]蒙培元:《理學的演變一一從朱熹到王夫之戴震》，福建人民出版社，1984，第427頁。

[29]蒙培元:《朱熹哲學十論》，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0，“自序”，第1頁。

原載：《清華國學》第一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