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歷史性（historicity）

（一）歷史性是一個存在論概念

雖然每種歷史都是特殊化的歷程，但一種歷史的意義卻不在其特殊性，而在于是否提出了值得反思的普遍問題，即只有當歷史性化為思想性才成為意義，或者說，如果一種歷史的特殊性能夠化出普遍性，其歷史性就形成對文明的解釋。

歷史性在19世紀還是個新詞，是黑格爾使其成為哲學概念。對于黑格爾，歷史性是絕對精神展開自身的方式。這個近乎神學的理解雖不可信，卻有深刻意義，強過后來的多種解釋，比如狄爾泰把歷史性詩意地理解為歷史的生命性，雖傳神但含糊；海德格爾以歷史性來解釋對時間性的覺悟，定位雖高，卻與史學不相干，而限于個人生存意識，即自覺的時間性或向死而在的時間意識；歷史主義最重視歷史性，但將其特殊化而理解為在普遍原理失效的特殊語境里的特殊歷史路徑。

我愿意把歷史性理解為特殊歷史形成普遍意義的方式，或者說，一種歷史（文明、民族或國家）的生成—構成方式（the becoming and making），在其中，特殊歷史路徑通過提出普遍問題而形成普遍的思想意義。歷史性的要義就在于特殊性蘊含普遍性。不難看出，這是對黑格爾的歷史性概念的反向改造，即把普遍精神在特殊歷史中的展開反過來改造為特殊歷史生成普遍意義。事實表明，黑格爾的歷史理論與歷史事實嚴重不符，所以需要改造。人類不是上帝，歷史也不可能有預定目的或必然原理下的單一計劃，事實上人類歷史是復數的。歷史的終結更是胡說，無人可以像上帝那樣遍歷可能世界的無窮集合而知最后結果。人沒有全知能力，如果誰聲稱知道天命，一定是謊言，只有不可知的天命才是天命，因此史學必須斷了歷史終結或人類歸宿之類的念想。歷史性不是絕對精神在特殊歷史中的展開，與之相反，歷史性在于特殊歷史如何生成普遍問題和普遍精神。

文明之外無歷史，所以歷史是屬于文明的一個概念，是文明的生命史。文明具有主動創造自身、反思和修正自身的能力，這種反身的（reflexive）主動創造力重新定義了生命的概念，使文明的生命概念超出了生物學的生命概念，文明的生命概念內含自己創造出來的無窮可能性或無限量的未來性。當然，文明會死，連宇宙都會死，這里討論的只是文明在邏輯上的無限潛力。所有存在都有給定的本質或限定，只有文明能夠自己創造自己，所以具有無限定的無限性。文明的歷史性就在于文明的自我創造方式，就源于文明的自反性（reflexivity），正是創造性的自反性使得文明蘊含不限定的未來性。并非每種歷史都具有歷史性，只有當一種歷史擁有開拓未來性的能力時才有歷史性，否則只有過去時，即使繼續存在，其現在進行時也是過去時的復制，還是過去時。歷史性的意義就在于使文明擁有未來，反過來說，假如一種歷史失去未來性，就不再有意義增值，終將意義消散，歷史性就會變成反歷史性。假如一種傳統沒有獲得創造性的生長，只是假裝存在于博物館、紀念儀式或知識的復制里，就失去歷史性而只有反歷史性。如果傳統要求不斷重復過去而讓未來與過去相似，就是反歷史。

歷史研究的材料都是往事，那么歷史性的未來性又在哪里？往事已消失，只在意識招魂時重現。且不說意識沒有足夠容量去重現所有往事，生活時間也不是用于沉溺過去而是要用于創造未來。歷史性意味著在過去、現實和未來之間建立傳遞性，因此歷史性既不能失去過去，也不能沒有未來。這正是歷史性的奇妙內在結構：過去化為現實而得以在場，同時，過去必須在未來里獲得意義落點才能證明繼續在場的資格，不能進入未來的事情就意義消散了。在此，歷史性意味著使過去獲得未來性。

往事的在場只是意向性的在場，因此往事是一個現象學概念。只有功績和仇恨才有能量長期維持其意向性的在場，多數往事都被痛痛快快地遺忘了。保羅·利科指出，遺忘意味著與往事達成和解。但要與罪惡和仇恨的往事達成和解卻會遇到德里達的“寬恕悖論”：只有不可寬恕的事情才值得寬恕，可是，不可寬恕的事情正是無論如何也不可寬恕的。因此，寬恕往往意味著放棄正義。與此不同，豐功偉績很容易與之和解，但這種和解有著殘酷的實質，和解之后就有了遺忘的理由，而遺忘是徹底的貶值。人們在說起“無數前輩”的時候，甚至想不起絕大多數人的名字。把往事挪出記憶而歸檔為歷史就是和解，而歸檔就是把豐功偉績變成記號而不再是記憶，就像紀念碑不是經驗而是抽象記號。無法歸檔為歷史的往事屬于私人記憶，如同無家可歸而令人不安的游魂。歷史不是記憶，不是一個現象學概念，而是作為知識對象而獲得外在性，與未來一樣，都是存在論的概念。

（二）歷史性的時間和歷史動詞

歷史性的時間有別于均勻流失的形而上時間，不同于以自然變化或物理量變化來測量的物理時間，也不是對稱劃分為“過去—現在—未來”的意識時間，而是以事件—結構的互動變化為準的“意義時刻”（significant kairos）。時間對事實一視同仁，想象一個全知錄像機如實記錄了歷史的所有細節，我不相信有誰會去如實觀看這個完美版的歷史真相，即使花掉一輩子的時間也看不出頭緒。如果歷史不是“歧視性地”挑選出了特別重要之事，就毫無價值。喬伊斯的小說《尤利西斯》和普魯斯特的《追憶似水年華》只比一般敘事稍微細節化一些，但如果不是因為其中敏銳的問題意識和思想深度，恐怕會讓人失去閱讀耐心。

歷史敘事不是如實真相，歷史性的時間也不是真實過程，而是敘事所需的節奏。敘事邏輯創造了歷史，而不是相反。歷史學家選出重要事件，省略了不重要的細節，把思想結構加于事實之上，按照問題意識為原本的“事實流”重建鏈接變成歷史化的“事件串”。新建的“事件串”雖與真實的“事實流”有很大出入，卻為過去建立了通向現實和未來的意義鏈或問題鏈。因此，歷史是一種創作，為往事創造了具有思想性的結構。不同的敘事邏輯比如聽者邏輯、觀者邏輯或思者邏輯所關心的問題可以完全不同，因此歷史是重疊視域。敘事將事實變成歷史，把時間性變成了歷史性。以歷史時間去理解一切事物而重新塑造了時間經驗，形成了阿赫托戈所說的“歷史性的體制”。

既然歷史性在于過去與現在和未來之間的意義鏈接，歷史性的時間刻度就是鏈接點，創造存在秩序之“作”也就創造了歷史性的時間。周易開始意識到“作”就是歷史性的刻度，如果一種“作”的能量足以改變文明的結構和秩序，就是我們在尋找的存在論事件。解釋歷史性就是去發現和分析歷史中之“作”，即創造歷史的動詞。人常追問“歷史的主體”，這個問題有些錯位，更重要的問題是創造了文明的存在方式或秩序的動詞——歷史動詞的主語是誰，對于故事很重要，但對于歷史性或歷史的意義不重要。布羅代爾轉向分析“結構”，顯然比人物更能說明歷史，但仍然不夠，因為無法解釋歷史的創造性動態。在存在論上看，“動詞”才是歷史動態本身，不僅牽動社會結構和局勢，也是主事人實際能量的證明，而動詞的創造性和即興性蘊含了不確定的未來或所有的潛在可能性?？梢哉f，歷史的動詞解釋了歷史的全部復雜性，因此是歷史變遷的最優分析單位。

動詞的意義是創造性的,總是打破名詞的專制，總是創造性地重新定義名詞（所有事物、結構、制度和規則），所以，歷史的本質是動詞，不以任何名詞作為其終點或歸宿。歷史需要反思的正是歷史動詞形成了何種歷史意義或何種歷史效果。歷史就是人類自己的創世論，這意味著需要解釋，在神之后，人類到底創造了什么？歷史確實需要解釋興衰成敗，但不是王朝或人物興衰成敗的故事，而是人類創作的各種秩序和制度的興衰成敗之道。

事情發生有著過去—現在—未來的自然時序，歷史性的時間卻兼有兩種方向的雙重順序：一方面是過去—現在—未來的事件的檔案順序，另一方面是未來—現在—過去的反思順序。只有以未來調用過去，過去的意義才能夠涌現出來。過去的意義是一個長途旅行過程，到達現在和未來的歷史效果才是意義的站點，而且有許多站點，但沒有終點站。未來越豐富，歷史的意義就越豐富，歷史的意義是未來效果的函數值。歷史意義在于一種過去如何誘導人們選擇何種未來，因此，研究歷史的深層實質是在研究未來，是為了理解歷史的現實性蘊含何種未來的可能性。簡化地說，未來就是歷史的意義，歷史的意義刻度就是歷史性的時間。

四、創世存在論與存在論事件（Ontological Events）

（一）建議一種歷史哲學

既然人類的存在方式是歷史性的，而歷史哲學是對人類存在方式的反思，因此存在論與歷史哲學是一致的；人類通過創造文明而為自己創造了特有的存在方式，因此人類的存在論也是一種創世論，于是，創世論、存在論和歷史哲學三者在人類存在的問題上是一致的。人類自己的“創世”是如何可能的？又如何在不斷創造中建構了連續的文明？這是歷史的根本問題。

研究“存在之為存在”的一般存在論屬于純概念想象，人類并沒有能力研究存在本身，那需要傳說中的上帝全知視野。如果研究人類自身的存在方式，存在論就收斂為關于人類如何創造歷史的創世存在論，追問的是，人類以何種理由和什么方法為自身創造了如此這般的文明存在方式。歷史哲學研究的就是人類作為創造性動詞的可能性，試圖解釋在模態邏輯之外的“模態奇跡”：可能性何以蘊含必然性，或者，特殊性何以蘊含普遍性。這在邏輯上是不可能的，但作為創造卻是可能的。神學研究神的奇跡，歷史研究人的奇跡。

以創世存在論的框架來理解歷史哲學，至少承認這樣一些設定：（1）存在即變化（周易命題），或存在即動詞；（2）人類歷史是文明的創作過程；（3）任何存在的先驗目的都是追求繼續存在乃至永在，文明也是；（4）任何系統都需要克服熵增或無序趨勢才能存在（熱力學定理），文明正是一種減熵系統，而理性化是文明系統實現減熵的最優方式，因此，理性化是文明自身實現繼續存在的最大可能性；（5）但理性能力有限，不僅存在著理性無法解決的外部問題，而且任何理性化系統本身也永遠存在難以解決的內部問題，包括系統漏洞、自相矛盾、兩難或悖論（哥德爾定理的推論），因此需要通過創造新系統或系統升級來解決問題，所以文明必須始終保持創世狀態才能夠存在，艱苦創作是人類的命；（6）由歷史無法推論未來（休謨命題），更不能推出任何歷史結局，歷史的意義在于開放的未來性，或者說，未來即歷史的意義。

如果虛擬地與道同在去看歷史，就可理解司馬遷的自豪，他設想以天人之際的高度去理解古今之變，這種與道同在的觀察方式是超凡的歷史觀，可以超越任何價值觀的限制而像天地那樣“不仁地”分析人類的所作所為，所見皆為滄桑。道意味著無窮視野，歷史的意義不僅表現為上下文（古今之變）中的淺層意義，更在于人的創造與道之間的深層關系（天人之際）。司馬遷自詡其歷史尺度達到天人之際，但只是理論上的境界，他的實際敘事尺度主要相當于布羅代爾的中時段和短時段，很少達到長時段，而且主要篇幅分配給了傳統模式的興衰成敗和人物傳奇，這是傳統史學的局限。直到馬克思才發現了更具決定性的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政治經濟學問題，布羅代爾又引入了長時段結構和中時段局勢，這些分析模型可用于解釋以社會為單位的“慢變化”。但還需要分析歷史的“深變化”，即創造或改造歷史“深層結構”（借用喬姆斯基）或“哲學語法”（借用維特根斯坦）的秩序突變，類似于生物的基因突變，即在能量級別上達到改變人類存在方式的創世性存在論事件，這是以文明為單位的巨變。歷史的創世奇跡并非一次完成，文明的每個時間點都可能成為歷史的新起源，就是說，時序（chronos）中的任何時間都可能成為創造奇跡的時刻（kairos），這意味著文明始終攜帶著創造性的本源而不斷成為更新性的起源。歷史性的時間不是檔案時序，而是創造歷史性的臨界時刻，所以歷史哲學需要研究文明如何不斷創世的奇跡。這里建議的是以創世存在論為分析方法而以存在論事件為分析對象的歷史哲學，是一種創造史觀。希望這是個好名字而不是壞名字。

（二）問題的遞歸與歷史性的創建點

現代史學超越了戲劇化的興衰成敗故事，從要求真材實料的蘭克史學、特殊路徑的歷史主義、科學化的實證史學、歷史統計學、考古學、年鑒學派的長時段結構到微觀史學的細節描述，從歷史人類學的歷史田野化到全球史的跨地緣知識，從觀念史到概念史，諸如此類的史學產生了豐富的歷史敘事，幾乎引進了所有社會科學尤其是經濟學、統計學、社會學和人類學的方法，但仍不足以形成科學化的建模來生產“真實的”歷史知識，更沒有能力發現“歷史規律”。歷史雖從故事性轉變為專業性，但仍是敘事和解釋，而不是科學的描述和分析。但相對主義不是史學的出路，而是自我否定。如果歷史失去普遍意義，就失去區別于文學的性質，甚至使歷史變成反歷史。

因此我們必須思考，排除了歷史規律之后，歷史的普遍意義落在哪里？歷史性必須蘊含未來性——否則就是文明將死之時——即“那時之當代性”與“此時的當代性”以及“未來的當代性”之間必須存在著貫穿疊合的“始終當代性”，那就是萬變而不變之道，或始終在場的歷史性，而只有永不退場的歷史性才可能具有普遍性。如果需要一個比喻，我愿意說，歷史的歷史性類似于生命的基因，在變化中有著貫穿始終的一致性。要發現歷史的一致性就需要發現歷史的“可重復性”。傳統史學苦苦尋找歷史規律就是試圖發現歷史的重復性。歷史規律不存在已是定論，然而我們卻不能放棄歷史的重復性，這不是任性的信念，而是文明生存的存在論需要。假如沒有任何重復性，一切都是一次性的，時間就收縮為當下。時間尺度僅限于當下的“當下主義”是不可持續的，正如弗朗索瓦·阿赫托戈指出的，它既否定了歷史又吞食了未來，于是“不再有過去和未來，不再有歷史時間”，只有“對于過去和未來的雙重虧欠”。因此存在就否定了自身，無所延續也無所指望，文明就死了。任何意義都在于未來有效的重復性，所以未來性和重復性是歷史性的關鍵。所以這里的問題是，排除歷史規律之后，還能夠發現歷史的何種重復性？

到底是什么在重復而永遠在場？對于布羅代爾，是長時段的穩定結構，但這個重要發現尚不足以解釋歷史性。屬于地理時間的穩定結構太過惰性，無法解釋何以發生翻天覆地的歷史變遷。從根源上看，結構也是被創造出來的，而創造結構的巨變事件不可能還原為幾乎不變的惰性環境和人性。如從未發生創造性的結構巨變，人類生活的穩定結構就應該停留在生物學里而沒有歷史。人類的生存確有一些幾乎不變的穩定結構，但都屬于生物條件所限定的生理結構（比如人的眼睛看不見七彩之外的紫外線，也不能反關節運動之類），此類結構不屬于人類歷史而屬于生物史。順便一提，當代人在主體性的絕對主權鼓舞下，甚至對生物性的穩定結構也發起政治挑戰，比如試圖顛覆基于生物性的兩性身份或兩性關系的穩定結構，又比如人類作為思想主體的自然地位也將被人工智能和基因科學所動搖。創造或破壞結構的事件在歷史比重上越來越超過穩定結構，這在歷史加速的當代越來越明顯。歷史哲學迫切需要理解具有創世效果的“存在論事件”以及創世巨變背后隱藏著何種歷史重復性。

歷史事件從不重復，但人類需要對付的問題卻不斷重復，根本性的問題會頑強地在不同歷史語境里卷土重來，所以，歷史中真正在重復的是問題。問題之所以總是重復，是因為從來都沒有徹底解決。于是歷史具有雙重歷史性：存在一些永遠無法回避的問題以遞歸的（recursive）方式串通了整個歷史，形成歷史性的遞歸性，就是說，歷史不重復，但歷史問題卻以遞歸的方式形成了重復性；另一方面，問題雖是遞歸的，但人類對問題的解決方式卻迭代改進，甚至完全創新，而被創造的新結構或新秩序改變了文明基因而成為新現實。歷史性就是遞歸的問題與創造性的變量的函數值。雙重歷史性可追溯至周易發現的道的雙重性：道以萬變而保持不變性。

問題的遞歸性以及解決問題的創造性說明了，根據歷史不可能預測未來事件，但有可能預測哪些問題最可能在未來某個合適時機里遞歸地出現。對問題的預測才是真正有用的預測。預測事件是迷信，而預測問題是理性。那些驅之不去的根本問題不斷刺激人類去創造性地改變社會結構乃至文明結構，因此有一個反過來的識別標志：凡是在歷史中遞歸出現的問題，一定是根本問題，而根本問題無法徹底解決，所以永遠需要創世性的改變。于是，遞歸性的問題和創造性的解決形成了歷史性的存在論循環：問題不可改變，人類就只能改變自己的存在狀態，而新的存在狀態又使問題獲得新的表現形式，因此以“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的方式迭代演化。創世性的存在論事件就是歷史性的創建點，也是理解歷史的回溯點。那么，如何識別“存在論事件”？

（三）何為存在論事件

如前所論，如果一個歷史事件在能量級別上達到改變文明結構和存在方式，就構成存在論事件。無論是發明技術、知識或思想系統的知識論事件，還是發明制度、信仰或價值觀的政治學事件，只要達到改變文明結構的量級，就是存在論事件。沒有改變文明結構的事情，就只是現象級別的事件，哪怕是王朝興衰的“巨變”，也只是精彩故事，而不是決定歷史性的存在論事件。

文明的存在論能量可落實為三個指標：一種文明掌握物質能量的能力；建立秩序的能力；文明反思自身的能力。簡要分析如下：（1）掌握物質能量的能力說明一種文明的生存力，即一種文明展開可能生活的能力。于是，一種文明展開可能生活的能力與其掌握物質能量的大小成正比。（2）建立秩序的創造力表明一種文明的組織、整合和協調能力，即文明的系統化能力。系統化能力是生命力的一個根本指標。文明不是生物學上的生命，但也是一種有自組織能力的生命。在此可引入“熵”概念（熱力學定義的無序度或混亂度）來解釋系統化能力的重要性。與任何系統一樣，文明也必須抵抗熵增才能存在。熵增生成的混亂無序會導致系統崩潰，秩序的功能就在于減熵，所以文明必須有創造良好秩序的能力。（3）文明的反思能力表明一種文明改善—修復自身的能力。文明的所有系統都永遠存在或許無法克服的漏洞、自相矛盾、兩難和悖論，不斷需要“補丁”才得以存在。改善—修復能力的重要性不亞于創造秩序的能力，如果缺乏反思能力，也就不可能有創造力和系統化能力。

如果一個事件在以上至少一種能力上創造性地生成了系統或結構升級，與先前系統或結構之間形成不可還原的代差，就成為歷史新起點的存在論事件，意味著文明發生了不能由原有結構或系統推出或解釋的創世行為，意味著歷史增加了新本源。文明之所以是一個存在論的奇跡，就在于文明的起源不是一次性的，每個存在論事件都構成文明的一個新本源——不要誤解為文明多次毀滅又多次發生的那種科幻猜想，而是說，文明能夠不斷創造自身，所以文明的生命力在于保持創世能力。存在論事件的發生有偶然性，但一旦發生就在文明的結構或系統上形成不可逆的改變，因此文明有著因偶然性而形成必然性的性質，所以歷史也有由特殊性而生成普遍性的性質。這似乎意味著，歷史性是與邏輯性相反的一種存在性質。邏輯只允許普遍性蘊含特殊性，或必然性蘊含可能性，而不能相反，可是歷史性正與之相反。文明的創世性就在于由特殊性產生普遍性，或由可能性產生必然性。創世性正是邏輯性之外的奇跡。

存在論事件的能量雖難以量化但有一個明顯可直觀的指標：保值的邊際效用。如果存在論事件所創造的秩序在長期使用中幾乎不會發生邊際效用的衰退，這種保值的邊際效用就證明此種秩序具有百用不廢的耐久性（robust,也譯“魯棒性”），除非被另一個存在論事件所創造的更優新秩序所替代。這意味著，秩序的可持續性與其邊際效用的保值性成正比。最典型的百用不廢秩序就是語言，還有邏輯、數學和科學，而意識形態、倫理觀念、各種“主義”或時尚只是短期現象，因為替代品很多。

（四）哪些是存在論事件

從存在論事件創造的秩序的長期“存在論后效”或“知識論后效”，不難發現，存在論事件主要屬于技術、制度和思維方法的發明，而技術、制度和思維方法顯然更具保值的邊際效用。這里只做簡略分析：

1. 語言的發明。這是人類第一創世事件，沒有語言就沒有文明和歷史。語言的發明不是單一事件而是事件系列，以我的分析，決定性的臨界點是否定詞的發明，這是理性、文明、歷史以及整個精神世界得以涌現的爆發點。在發明否定詞之前，人類已在生物上進化為人，但否定詞的發明是人在心智上成為人的第一步。否定詞出現之前的“原始語言”仍屬于動物水平的信號系統（盡管“詞匯量”更多），尚未成為語言，就是因為缺少否定功能。沒有否定詞，思維就功能不全，無法進行反思，而沒有反思就沒有思維。信號系統只能以一一對應的映射方式指示對象，沒有解釋和反思自身的能力。語言的神奇之處就在于自反能力（reflexivity），即能夠反思自身。只有當所思成為思想的對象，才形成思—想。反思能力需要超越現實的假設或想象，而假設和想象的前提是能夠意識到可能性。在自然經驗里只能看出因果和偶然性，決計看不出可能性，因為可能性不是實在而是虛構。發明否定詞在實質上就是發明了可能性——否定詞創造了“不是現實這樣的”的意識選項，于是創造了現實性之外的可能性。否定詞的創世性就在于無中生有地創造了本來不存在的可能性，在現實性之外為存在論新增了可能性的維度，為存在增加了潛在的無數可能世界，從此意識擁有了以可能世界組成的無窮對象，而可能世界的無窮集合是一切創作和思想的前提，所以否定詞是人類一切思想和創作的起源和本源。

否定詞的發明不僅使信號系統升級為語言，而且也是政治、倫理和社會問題的起源。否定詞使人類的自由意志有了選項，因此能夠否定他人的意見。“他人不同意”正是所有社會、政治或價值觀分歧和沖突的起源。最后，文字的發明使語言的能量得到爆炸性的增強，不僅能夠保存信息，而且還使思想擁有可確定保存的操作系統和平臺，語言真正成為能夠檢查自身的元語言，于是意識完成了轉化為思想的過程。概括地說，語言發明了可能世界、分歧的意見、思想反思自身的系統。

2. 技術的發明。這是與語言并列偉大的存在論事件，是由無數技術發明構成而貫穿整個歷史的系列事件，從繩子、石斧、漁網、陶器，到房屋、衣服、車輪、農具、鐵器和水利工程，再到顯微鏡、望遠鏡、火車、汽車、飛機、電腦、互聯網和人工智能。每種技術對人類存在方式的改變都無比大，即使是縫衣針、剪刀或抽水馬桶的發明都比《蒙娜麗莎》或《紅樓夢》偉大得多（假如沒有《蒙娜麗莎》和《紅樓夢》，文明的變化微乎其微）。與科學不同，技術不是對自然規律的破譯，其破譯的是事物與人的關系即“天人關系”的密碼。在本質上，技術是解決問題的有效方法，所求是事物性質與人的需求之間的最優函數值。

技術改變了事物與人的關系，把自然納入了人可控或可預期的時間表，于是技術在存在論上創造了“未來”的概念。意識本身的時間只有現在進行時，語言發明了可能性，為時間開發了將來時（同時也開發了過去時），但仍然不是可預支的確定未來，就是說，在語言里，未來和過去只是時態，尚未成為程序，只有生產技術才確定了可按設計去實現的程序化未來（仍有不測風云之不確定性）。甲骨文的“來”字，原形為麥子，預期秋天收獲的麥子就是未來的傳神意象?？深A期的程序化未來意味著尚未存在的事情的提前存在，于是未來成為一個存在論的概念，生活變成了計劃。發明了未來等于宣告發明了歷史性的時間，這是文明的一個存在論基礎。

3. 制度的發明。也是并列重要的存在論事件。制度是人類創造的非自然秩序，包括政治、經濟、法律、倫理和生活規則等制度，用來處理文明內部產生的問題。盡管利益分配、權力結構和賞罰規則或早已存在于動物世界里，但動物世界按照自然法則處理這些事情，沒有形成爭議問題。文明制度以非自然方式重新定義了這些事情而將其變成永遠爭議也永遠無法解決的問題?？梢娭贫扔兄鴥擅嫘裕阂环矫媸菧p熵的非自然秩序；一方面又另外制造了非自然的增熵。因此，制度是一個解決問題又制造問題的歷史過程。

非自然制度是人類為自身存在方式建立的理性化秩序，即人類創造了“理性的”規則來管理自己。理性在此被加上引號，是因為制度的程序設置是理性的，而制度的設計意圖卻包含許多非理性的欲望。于是，制度產生的問題遠遠不限于管理，而超預期地產生了復雜甚至無解的社會問題，包括戰爭與和平、沖突與合作、效率與安全、公正與公平、自由與平等、權力與權利等非自然的問題。價值觀實為制度的副產品，就自然人性而言只有欲望，但制度把欲望轉化為理性化的價值觀。所有超出弱肉強食或強權即真理的自然法則來分配利益的公正、公平、平等、協商和民主等原則以及問題都是制度的發明?？梢哉f，制度發明了人類加于自身的所有價值及其難題。

4. 邏輯和數學的發明。邏輯和數學創造了與真實世界平行的先驗世界，所以是存在論事件。邏輯和數學為思維自身建立了理性秩序，使思想具有了確定性、一致性和必然性，使思維能夠建立必然程序和保真的生產力，這是建構一切能行秩序的思想條件。邏輯或可能是語言本身蘊含的潛在性質，但語言不會自動把邏輯性整理為邏輯學。邏輯學的發明是歷史上最大的知識論事件，亞里士多德是知識論的最大英雄。據說數學的起源與生產技術有關，但高等數學卻是在邏輯助力下發明出來的。數學使萬物變成可計算的對象，這是人類理解、制造和控制萬物的魔法。需要指出的是，嚴格意義上的確定性、一致性和必然性并不存在于自然世界里，只存在于思想里，這正是邏輯和數學的發明。如果沒有邏輯和數學，人類思維就停留在意象的隨意鏈接里而不可能進入概念思維。邏輯和數學的歷史意義比興衰成敗的事跡重要得多，但通史往往忽視或輕描淡寫這個事實，好像邏輯和數學屬于特殊學術史而與人類歷史演化無關，這不是粗心之失而是笑話。

5. 科學的發明。在發明科學之前，人類生活在少有真理的“詩化”世界里，可能很美，但那里的權威信息是迷信、宗教和傳說。有理性就有了思想秩序，但有真值并且有真值驗證方法的科學卻不是理性的必然產物，而是理性的偶然發明。自然本身只有因果性和偶然性，更多的“自然性質”其實是人類的發明。如前所述，自然沒有可能性，這是語言的發明；自然也沒有普遍必然性，這是邏輯和數學的發明；同樣，自然也沒有或然性（概率性），這是科學的發明?？茖W以概率原則和驗證方法為知識建立了真值秩序，是邏輯和數學之外另一個最大的知識論事件?？茖W發明了可還原的描述、或然性（概率性）、可控重復性（實驗性）和歸納法，使技術獲得可控因果性而超越了技藝的概念，還與邏輯和數學一起創造了真理的概念。在邏輯、數學和科學之外，我們無法定義真理。概括地說，科學發明了保真知識或經驗真理。事物本身只是存在，沒有真理，但事物的存在方式可被“翻譯”為真理，破譯事物的密碼正是科學之功。但科學也進行了或可能導致人類自取滅亡的冒險，比如核武器以及人工智能、基因生物技術、元宇宙、太空探索之類，都可能成為新一代禍福未定的存在論事件。

6. 宗教、哲學、文學、歷史以及社會科學的發明。這些人文發明一起創造了人類的精神世界，包括世界觀、價值觀、歷史觀等所有信念以及人類的所有自我認識。人文思想的發明有著無法估量的重要性，情況過于復雜，在此不論。

還可以羅列更多的存在論事件，但無必要。這里只是說明，存在論事件是對人類文明和歷史的根本解釋，充分說明了構成歷史性的奇跡。奇跡都是偶然的，其發生史充滿神秘性，而文明早期的存在論事件最為神秘，因此，理解歷史需要把歷史線索追溯到史前史的深處，那里有最早的本源。

人類思想和歷史初始發育的第一步始于與生存相關的技術，這是手藝和表達同時發生的時段，其間人類發明了工具和語言，語言也是一種特殊的技術。這兩個存在論事件奠定了后續歷史的所有可能性。第二步是心理化思維的階段。那是一個艱苦而“浪漫”的時代，早期人類以采集、狩獵和游牧為混合生活方式，這種生活是流動性的，時空是流動經驗的性質，流動的人們隨身帶著時空走，走到哪里，哪里就是所在地，無論何時，都是此時。在無地理、無歷史、無坐標的唯心時空里，主觀即真實，所以神話和巫術就成為思想。以上屬于史前。

第三步發生于農業和定居時代。有了固定價值的土地形成了不動產，因此改變了思維方式。定居之地具有了最高價值，于是成為時空中心（西方人常嘲笑中國古人以為中國是“中心之國”，其實所有地方的古人都以為自己所在是世界中心）。對中心位置的認定雖是主觀的，但空間卻因此有了明確的地理性；農耕需要了解天時地利，需要知道植物生長的最佳時刻和時間跨度，需要知道與農耕相關的萬物時間節奏，因此產生了坐標化的時空概念，萬物被想象有著圍繞著人的時空位置。同時，穩定的生活開始產生穩定的規矩，即政治制度、法律和倫理合體的未分化規則，因此發展了組織社會的思維，或者說是管理學思維，而社會管理需要超出自然原則來定義權力結構，于是產生了政治。第四步，人們謀求利益最大化而爭奪重要資源，包括土地和人口、水源和礦物，于是發生有組織的大規模戰爭。原始人沒有組織化的大規模戰爭，只有類似動物界的“土匪式”搶劫和侵擾。社會組織化是在產生管理和政治思維之后的事情。為了戰爭的勝利就需要有效策略，于是開始算計、欺騙和詭計，所謂博弈思維。博弈思維發展了理性分析，但最有趣的是開始說謊，這個時間點恐怕不早于1萬年——之前的言說等于事實，語言即諾言。假如語言從開始就是謊言，就恐怕不可能發展為普遍信任的信息交換形式，就像貨幣成為通用等價物那樣。尤瓦爾·赫拉利認為原始人從頭就用語言來造謠和說八卦，應該是錯誤的猜想。第五步，人類在政治上有了突破性的重大發現：稅收好過搶劫（奧爾森論點），奴役好過殺俘，制度好過暴力（周易論點）。這意味著真正政治的開始?；诒┝Φ臋嗔儆谧匀贿壿?，尚未變成非自然秩序的文明，只是統治而不是政治。政治的關鍵在于以文明制度取代暴力統治，“黃帝垂衣裳而天下治”就是此意。這個階段發明了基于經濟學算計的政治思維。第六步是軸心時代，相關論述頗多，只補充一點：軸心時代并非所有思想“突然”出現的爆發點，而是思想發展半途的一個橫切面。并非所有重要思想源頭都在軸心時代，荷馬提出的命運問題或易經提出的思想方法都早于軸心時代，還有，蘇美爾—亞述—巴比倫文明如此偉大，應該思考過深刻的問題，只是沒有記載。軸心時代最重要的成就也不是哲學或人文精神，而是邏輯學和幾何公理法。第七步是意識形態的出現。宗教早就存在，但轉化為支配精神世界的意識形態則來自基督教的“政治四大發明”：宣傳、自我規訓、群眾、精神敵人。細節以上屬于古代。

第八步來到現代?，F代性是史學里最豐富也最復雜的問題，永遠說不完?，F代性是人類生活和思想的全方位變革，形成時代多棱鏡，既是科學時代，也是現代技術的時代，既是工業時代，也是商業時代，既是資本主義時代，也是社會主義時代，既是殖民主義時代，也是反殖民時代，既是全球化時代，也是民族主義時代，如此等等?，F代類似魔方，可從任何角度去理解，很難說什么是現代性的主要方面，但我相信最具決定性的存在論事件是科學和現代技術的發明。

第九步是現在進行時的當代，本時代實為現代性的延續，所謂后現代只是現代性的錯誤演化。當代發展了預示某種新時代的超現代思維，包括自反性思維的突破（哥德爾）、深入物質微觀的量子力學、大一統科學的探索（相對論與量子力學的一致性），尤其是或可能徹底改變人類生活的人工智能和改變人類自身的基因科學。本時代正在發生前途未卜的“歷史性的轉向”，由征服外部世界轉向改變人類自身的存在方式，所有前沿科學和思想都不約而同去挑戰人類思想和生命的邊界。這是極其壯觀的歷史場面，也是巨大的賭博。假如突破思想和生命的界限，人類或升級為另一種存在而開始新概念的歷史，或自取滅亡，那將是人類的終結而不是歷史的終結。

我們很難超越主觀性去分析人類命運或歷史性，人類思維有著強烈的自以為是傾向。不妨設想一個“客觀”角度，比如外星人類學家來觀察人類文明，或可發現人類歷史演化的缺陷，比如人類文明內部的結構失衡，這是人類各種秩序的升級速度不均衡或不同步所導致的。技術、科學、數學和邏輯的成熟度遠遠超過人文、政治、倫理和價值觀的成熟度，于是形成人類文明的內在不協調，讓人疑心人類文明是一個“非良構”文明。我愿意舉出一種強烈對比的不協調：真理（truth）或真值（truth values）是科學立足的基礎，邏輯、數學和自然科學已經能夠定義和解釋什么是真理，因此科學能夠實現理性化；可是，善（goodness）或“善值”（good values）是人文立足的基礎，哲學、歷史和社會科學至今無法定義和解釋什么是善，說明人類生活至今沒有可靠的價值基礎，所以說人類不知道什么是好事。這個釜底抽薪的人文缺陷在歷史穩定時期不明顯，但在關鍵時刻就會出現嚴重的危機。人類文明現在就遇到失去方向的價值危機，幾乎所有的價值觀都被質疑，而科學技術更提出了人文價值無法判斷的未來可能性，例如人工智能和基因技術的發展正在生成“多種主體”的新世界；太空探索甚至在尋找危險的“其他主體”；元宇宙（如果實現的話）可能制造出無數“虛擬主體”而導致主體間性的失序，如此等等，人類在思想和價值上對這樣的新世界沒有準備，無法解釋基于多種主體、外部主體、異化主體或無限量虛擬主體的世界結構以及新歷史，難以應對可能失控的主體間性、異主體性、跨主體性以及多重世界等問題。文明和歷史的未來變成了模糊概念。

這里對歷史性的討論只涉及存在論事件的粗略線索，缺乏歷史細節，只是模仿周易系辭下篇對遠古之“作”的概述。存在論事件的要義就是創世之“作”，由多種多輪的創世之“作”形成的歷史線索來看，文明的歷史性是一個始于建構主體性而發展到把主體性絕對化、最大化或極致化的過程。主體性的建構是文明的奇跡，但主體性的極致化有可能導致物極必反的悲劇，根本隱患就是前面所論的“對善無知”。

（五）歷史因果、溯因邏輯以及演化博弈

價值問題或許無解，但至少可以試圖解釋歷史因果，就是說，也許我們無法判斷人類做的事情是否是好的，但至少可以去理解什么事情導致了什么事情。因果性貌似科學概念，實為科學需要的一個形而上假設，至今未能完美定義。自然因果涉及過于復雜的無窮函數，難以嚴格確定何種因素是“責任人”。歷史因果卻是例外，歷史因果有著可追查的責任人。與通常印象相反，就事實發生情況而言，歷史因果反而比科學因果更明確。不過歷史敘事不客觀，或價值觀所致，或經驗偏差，例如《山海經》的不真實描述屬于那個時代的詩化經驗，并非故意編造。史學有過疑古之風，但以合情推理來理解，古人之記述雖受限于知識能力而不如實，但恐怕比當代人誠實，當代人有更多的理由制造“策略性”謊言。

在分析歷史因果之前需要個旁白：一個原因只有當等價于邏輯上的充分必要條件才是必然唯一的因而是“完美的”。但問題是，等價于必然唯一推理的完美因果關系在經驗科學里不存在，因為自然不存在一個相當于邏輯或數學的閉合語境。邏輯和數學的絕對必然性的秘密在于能夠定義一個閉合領域而形成推理過程的“全劇本”，即參與推論的所有變量全體在場并且全過程由能行的（feasible）有限步驟構成，這是經驗科學做不到的。令人鼓舞的是，歷史的主觀劇本雖不如實，卻比科學的實證劇本較為完整。盡管歷史也沒有絕對的全劇本（總有續集），但我還是愿意宣揚這個好消息：歷史至少有個全角色在場的劇本，即在某個時間片集（episode）上參與事件的所有變量都在場。

我們無法清點自然的全部變量，整個宇宙都是變量而且是無窮變量。全角色劇本必須是有限角色，歷史角色再多也是有限的。在歷史劇本里，歷史事件的所有參與者全數在場，苦大仇深的“沉默的大多數”也以集體力量在場，這意味著歷史事件能夠在完整的存在論語法中被表達：歷史的主語、謂語和賓語都可確定，沒有身份不明的變量——除非被隱瞞，歷史中有許多隱瞞所致的永遠謎案，但就理想狀態而言，歷史的存在論語法是完整的，所以歷史有可查詢的因果關系。與之相比，自然沒有主事者，原因是無數變量集合，自然運動是不確定的。這個差異表明，就目前科學能力而言，自然因果只呈現為概率因果，而歷史因果才是可確定的因果關系（但其發生沒有必然性）。

既然歷史因果有著可查的責任人，歷史就是對偶然形成的必然蹤跡的尋蹤（investigation）。Vestigia就是蹤跡，原義為腳印或車轍。尋蹤方法首推“溯因邏輯”（abductive logic）。溯因邏輯理論為皮爾士首創，但實為生活中常用的一種“偵探性”推理。如用于歷史，則可分析現實來自過去的線索，以及分析過去和現實的何種因素最可能成為未來的變量。溯因邏輯不是完美的邏輯（所以邏輯學對之相對忽視），只是一種非必然推理，只求解最大可能性。在理不清的復雜生活里，大部分情況缺乏必然推理的條件，并不適用嚴格的形式邏輯，只能滿足于“非?？赡堋钡耐普?。歷史沒有必然性，正屬于可能推論的范圍。

溯因推論就是從確定結果去反推最為可能的原因。最簡單的推理模式是：已知需要解釋的事實F；并且如果有C那么有F，因此，如果找到C，C就非?？赡苁菍е翭的原因。這種推論當然不是必然的而只是非?？赡艿?，因為不能排除D或E或別的原因也能夠導致F。盡管科學最終要依靠計算、實驗和檢驗而成真，但在猜想階段也只能運用“不完美”的溯因推理來發現線索。偵探往往會分析一個罪行會讓誰受益來收斂偵查范圍，這就是一種溯因推理，雖不能獲得必然結論，但可發現最大可能性。歷史分析與破案相似，研究已消失的往事只能倒推，只能使用溯因邏輯。史學沒有能力破解必然性，最大可能性就是最優結果。

歷史哲學試圖分析一種歷史的歷史性，尤其需要以溯因邏輯來分析歷史中不斷遞歸出現的重大問題。歷史演化是創造性的，因此生成歷史的路徑必是衍生發散的（discursive），但貫穿歷史的重要問題卻必是遞歸的（recursive），類似基因的不斷復制，因此，遞歸性的問題就成為歷史的路標。如果在多輪迭代的歷史語境里重復運用溯因推理，就能發現到底是哪些問題在歷史中不斷遞歸出現。需要歷史去研究的不是過期作廢的軼事，而是長期有效甚至始終有效的文明結構和問題。與穩定結構同樣重要或更重要的是不斷遞歸的問題，正是挑戰性的問題催發了改變結構的創世性存在論事件。歷史中不斷遞歸的問題與抵抗變化的結構形成了歷史性的張力。

行為的創造性和秩序的理性化產生了各種矛盾，但人類歷史就在矛盾與自相矛盾的復雜性中展開。數學家馮·諾依曼和哲學家維特根斯坦不約而同發現了一個有效分析人類復雜行為的通用概念，即“游戲”，雖是比喻，卻非常準確。他們各自發展了不同但同樣重要的兩種游戲理論（theory of game，分別譯為“博弈論”和“游戲論”以便區分），其共同洞見是，任何有意義的行為或行為的意義必定屬于某個二人以上的游戲，尤其是集體承認的共同游戲，在游戲之外無法定義意義或價值。當然，個人可以主觀認定自己的價值，但只在私人領域里有效，對他人無效。私人價值不是文明、社會、歷史或思想中的有效變量，所以不計。維特根斯坦的游戲論研究意義和規則的哲學困惑，與歷史問題只有間接關系，在此不論。經過納什發展了的非合作博弈論，尤其是后來的演化博弈論，很適合歷史問題。

博弈必須做出有價值的選擇，而選擇需要權重分析。一般假定，行為選擇是理性的（事實上部分行為是非理性的，但這個假定不算錯誤，因為大多數行為是理性的），可問題是，理性能力有限，不能夠預知未來，因此風險成為首要變量，理性就被約束為避免最差結果的現實主義理性，所謂風險規避。這證明了人類理性只能確知什么是壞的，卻沒有能力知道什么是好的，即使相信某種好事，也沒有辦法確保必然產生想要的好事。知道何為壞而不知何為好，這是理性的內在不對稱性，也是人類的深層命運——歷史終究未能超越命運的概念，不得不佩服希臘悲劇提出的命運問題。

所有的游戲規則，包括政治和經濟制度、法律和倫理、知識生產和價值評價等，都是長期集體博弈達到穩定均衡的產物，就是說，制度無非是博弈穩定均衡的程序化，因此制度問題都能夠轉換為博弈論問題來分析。演化博弈論解釋了真正具有決定性的歷史行為幾乎都是長期連續的“陽謀”而不是個別人的“陰謀”，就是說，不是戲劇化的個人故事而是種群的理性博弈游戲才真正解釋了歷史?！瓣幹\”只在“陽謀”大勢下才有效果。

演化博弈會呈現出一些非嚴格的“規律”，即并非無例外也并非必然如此但往往如此或“理當如此”的運行模式，但不是傳統歷史哲學幻想的歷史規律。演化博弈游戲可以理解為一個回報機制，沒有回報就沒有有意的選擇。演化博弈揭示了人類生活或歷史的兩個基本困惑：（1）個人理性和集體理性的不一致。博弈論假定每個人都是理性的。這個假設言過其實，可弱化為：在未被激情沖昏頭腦的多數情況下，每個人傾向于做出理性選擇。貌似不合理的是，個人理性的加總結果（aggregation）很少形成集體理性，甚至變成集體非理性。其實不奇怪，理性只意味著算計方式的合理性，但人們的利益和價值觀各異，即使算計方式理性化，也難以產生結果的集體一致性。此事雖不奇怪，但確實是難題。（2）當前理性和長期理性的不一致。人們最感興趣的是即刻回報，但只有足夠長的時間才能獲得更大回報，因此當前理性與長期理性也存在兩難，以至于難以定義何者是真正的理性。這兩種不一致使歷史問題更加復雜了。

對于解釋長期或大規模歷史，演化博弈論有著理論優勢，至少能夠揭示歷史的一些模式。以下模式有的是普遍承認的，有的是我的推想：（1）風險規避。這是普遍承認的行為模式，意味著，如果行為者是理性的，就傾向于首選風險規避，即風險規避優先于追求利益極值。這可以解釋多數人的保守傾向或歷史的集體保守性。（2）問題遞歸。前面論證過的，貫穿歷史的遞歸問題一定是解釋歷史性的重要問題。（3）理性回歸趨勢。這是應用溯因推理而由博弈均衡的常態結果反推出來的合理化猜想，意味著，以中長時段來看，即使時而發生非理性行為，人類行為在總體上會傾向于回歸理性選擇，因為理性選擇的回報率更為穩定。因此可以解釋，能夠長期存在的制度，即使有缺陷，也是集體理性的選擇。（4）游戲更新。這個猜想需要稍加解釋。我曾經設想一個博弈的“模仿測試”：給定每個人都追求利益最大化，且不限制博弈手段，那么，多數人將模仿學習對手更高明的策略，或找到有效的應對策略。由于創新速度低于模仿學習的速度，在有限多輪博弈之后，所有優勢策略就被窮盡了，互相都學會了所有優勢策略而陷入“集體黔驢技窮”，就是說，互相學習和互相模仿必定耗盡一個游戲的能量或策略容量。能量耗盡的游戲有兩個理性解：一個是敵意均衡解，即維持互相敵意的穩定均衡，俗稱僵局，所有人都無利可圖；另一個是善意均衡解，即集體選擇了合作的穩定策略，而形成穩定合作的策略條件是“無報應性”，即一個策略不會招致其他博弈者的報復而形成自我挫敗甚至自取滅亡的結果。善意策略以明顯好過“帕累托改善”的“孔子改善”為極限最優值。善意策略只是理想，歷史路徑往往不是通向理想。經常發生的情況是，當一個游戲的能量耗盡，再無實現利益最大化的機會，人們經常不滿足于合作均衡，而會為了創造利益最大化的新機會而重新發明或重新設置游戲，形成新的初始狀態，在新的游戲規則下使自私策略再次獲得豐厚的回報率，也就是革命或改革，于是歷史重新開始。

（六）因果涌現與歷史意義涌現

對于歷史分析，復雜科學的“因果涌現”（causal emergence）概念或有幫助。復雜科學是針對任何一個學科無法單獨解釋的復雜現象而建立的綜合科學。例如氣候和地震是復雜現象，大腦、意識、人類行為則是最復雜的現象，與此相關的歷史當然也是最復雜的現象。

經驗科學一般采用還原論方法，要求把知識還原為（分解為）無法再化簡的經驗命題，從而與同尺度的微觀經驗細節形成比對驗證，其基本信念是，微觀的真實度高過宏觀，據說微觀尺度包含“全部細節”因而能夠完全表達事物，盡管理解全部細節在實踐上是不可能的。反諷的是，還原論本身正是一個形而上的宏觀假設。更反諷的是，反宏觀的知識卻必須保留邏輯，而邏輯最為宏觀，甚至比哲學更宏觀。

還原論的“顯微鏡”方法在知識生產上效率很高，但有個不合理的怪事：按理說，細節描述和微觀分析越濃密，其信息量就越大，所包含的有效信息就越多，可很多時候事與愿違，反而無法產生最重要的有效信息。這里肯定出了什么問題。我在《一個或所有問題》中曾批評還原論沒有建構“知識回路”而導致真實性無法“復原”。這個批評仍然有效，但不夠準確。更準確的批評來自復雜科學。其中秘密在于，即使微觀尺度包含的信息總量更大，但不等于其中有效信息的量更大。微觀模型的“寸光”限制會導致無法建立全局性的信息鏈接，反而導致信息有效性低下。組織化的鏈接就是有效信息，而缺乏組織化的碎片化信息即使非常大量也是低效信息。信息碎片化的最嚴重損失是失去因果性，等于切斷了組織時間的有效聯系，也就失去確定性，甚至分不清過去、現在和未來。

埃里克·霍爾（Erik Hoel）等科學家提出因果涌現理論， 以“有效信息”作為分析標準，即具有更高確定性（determinism）或更小簡并性（degeneracy） 的信息。確定性和簡并性是表達因果性的兩種相關性質，可互相說明：從狀態a到下一個狀態b的相關性是確定度；從狀態b到上一個狀態a的相關性是簡并度。有效信息就是過去與未來的相關度，于是有效信息被定義為：確定度減去簡并度。因果涌現理論還提出與微觀“細?；毕喾吹摹按至；狈椒?，即從微觀如何遷移到宏觀的數學方法，從而取得令人吃驚的結果：粗?；幚砗蟮暮暧^現象盡管在信息總量上或比不上微觀細節，卻比微觀細節承載著更多的有效信息，而且，有效信息可望在宏觀尺度上達到峰值。

最重要的有效信息就是因果涌現。在碎片化微觀信息里難以辨識因果性，而宏觀水平的粗?；苁瓜嚓P性得以顯形而形成有效信息，因果性就涌現出來了。于是，因果涌現就是從微觀尺度轉化為宏觀尺度所獲得的有效信息增量，表達為CE=CSMACRO-CSMICRO，即宏觀因果強度減去微觀因果強度等于因果涌現水平。這里的“增量”不是信息總量的增加，而是宏觀狀態的有效信息顯示的新意義，因此，因果涌現也可以理解為信息的意義涌現。直觀地說（不太準確的比喻），“涌現”類似于：在微觀上只能看見大量莫名其妙的像素，但在宏觀上可看清一張人臉的涌現；又如在戰場局部，士兵看見槍林彈雨，卻看不見戰役的全局形勢，而司令員卻宏觀地一覽局勢。當然，歷史無法量化，粗?；臄祵W方法未必適用于歷史，但其中的啟示很重要：歷史因果需要“遠觀”和“粗化線索”才能涌現。正如埃里克·霍爾指出的，因果涌現在生物種群、大腦和人類社會里最為典型。因此可推論，歷史也必定有著典型的因果涌現。

因果涌現理論有一個重要結論：宏觀里的因果涌現不能還原為微觀里的因果，而是屬于宏觀層次的意義。好比說辛亥革命的爆發不能還原為同盟會的募捐等各種活動。這意味著，歷史的宏觀分析不僅不可省略而且不能由細節分析來推出或解釋，大尺度不能解釋小尺度，反之亦然。思維的多層次是不能減省的，每個層次都有不可替代的意義。這里涉及一個深刻而未決的問題：思維的各層次或事物的各層次是否存在著某種統一的解釋？例如宏觀的相對論和微觀的量子力學是否能夠統一為某個總體理論？據說這是科學的最高問題，至今無解。歷史研究也存在著類似問題，宏觀和微觀也未能統一。

確實知道的是，信息的有效性在于建構過去通向未來的傳遞性，如果過去的信息能夠在某種程度上約束未來的不確定性，就顯示出雖非必然但高度可能的歷史因果，至少形成最大化的可追溯性或可預測性（取決于傳遞方向）。每個行動者都有自己的生活計劃和自由意志，無數人的互動展開的是無限可能性，其微觀細節是無法充分分析的無窮量，因此，實際上看得見的歷史和能夠理解的歷史意義就在于宏觀的歷史因果涌現。意義在于涌現，涌現才是現實。

歷史要研究的實際（actuality）不等于科學要研究的實在（reality），雖然都是“真實的”，但成真之根據不同。歷史的真實性不在于等價于過去的事實，而在于過去、現實和未來的傳遞性是否形成關于歷史性的合理解釋。此種化時間性為歷史性的有效信息不是客觀實在，而是人事與成事之道的實際相關性，接近司馬遷所言之天人之際。司馬遷對天人關系語焉不詳，未說明天人原則何以解釋古今之變。這里討論的作為創世史觀的歷史哲學將天人原則落實為歷史性的三維：（1）創世性的存在論事件。這是歷史性的本源維度，在其中以存在論為方法去解釋人類文明的結構和秩序的創作問題，即解釋結構—秩序的起源。（2）遞歸性的問題。這是歷史性的溯源維度，在其中以溯因邏輯去發現和分析哪些問題在整個歷史中不斷遞歸出現，而遞歸出現的問題必是文明的根本問題，也是推動人類不斷發動創世事件的根源。（3）歷史的意義涌現。這是歷史性的傳遞性維度。歷史的意義在于未來性，是后效意義而基于過去、現實和未來的傳遞性。要理解歷史的意義涌現關鍵在于發現因果涌現，需要以因果涌現的方法去分析歷史何以形成通向未來的傳遞性。這三個歷史維度的設想是交給司馬遷的答卷，但愿司馬遷會滿意。

（本文注釋內容略）

原載：《中國社會科學》2023年第7期P4—P29

來源：“中國學派”公眾號2023.8.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