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在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戰略全局、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之下，在邁向中國式現代化新征程的條件下，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即“第二個結合”，對于尋求當代中國文化認同、建構文化主體性意義重大。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是我們發展文化認同的根脈，在近代以來文化認同的發展中，地位逐漸得到明確和重視。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對中國現當代文化哲學的構建起到越來越重要的作用。在當代條件下，“第二個結合”對建設新時代中國馬克思主義文化哲學體系具有重要意義。

在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發展過程中，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是一個重大問題。黨的十八大以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推進到了新境界，有了新的豐富內涵。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大會上，習近平總書記明確提出，“堅持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1]94。在黨的二十大報告中，習近平總書記指出，開辟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的新境界，“堅持和發展馬克思主義，必須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2]18。在2023年6月2日文化傳承發展座談會上，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在五千多年中華文明深厚基礎上開辟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是必由之路”[3]。他明確提出“第二個結合”并賦予高度評價，這一系列論述，在當代馬克思主義理論中，在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中，占據重要地位，有重大的意義和價值。習近平總書記指出，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對于建構和鞏固我們的文化主體性有重要的意義，“‘結合’鞏固了文化主體性”[3]。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創立，是文化發展上的重大事件，也是建構中國馬克思主義文化哲學的重要遵循。

新時代，在以中國文化發展為基礎、以中國化時代化的馬克思主義為指導，以尋求中國現代文化認同和主體性建構為主要內容的中國馬克思主義文化哲學建構過程中，中國本土文化尤其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傳承和發展，如何與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相結合，是一個重大的問題。本文從學理研究的角度，主要探討“第二個結合”對于中國馬克思主義文化哲學建構的支持和引領問題，探討這一重大理論的當代環境，回顧近代以來中華傳統文化在文化認同建構中的發展，并展望中華現代文化建設和建構問題。

一、當代主要背景

“第二個結合”理論的提出和闡釋，首先和我們所處的時代有直接的關系。如何總結和概括時代特征？我們處于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戰略全局、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中，我們在邁向中國式現代化的新征程上，這就是最大的時代背景。

（一）兩個大局

當下，我們面臨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戰略全局，面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面臨不可阻擋的全球化之下異常復雜的國際關系，如何在多變的世界中，順利推進中國式現代化，如何站穩腳跟，立于不敗之地，我們國家和民族的文化底蘊至為重要。在這個時期提出“第二個結合”，對于解決我們面臨的重大發展問題，有非常的意義和價值。我們國家發展到一定階段，尤其作為發展中國家，到了這個階段，要避免各種發展陷阱，要做出前人、他人沒有做出的偉大事業，建成中國式現代化，必須重視自身的特點。在兩個大局的推進中不喪失自身的方向、根脈，能夠凝聚中國人民的精氣神，必須有文化上的說服力和凝聚力。其中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就是關鍵和核心，這是中華民族識別自身、凝聚力量的關鍵。近代我們屢遭創傷，傳統文化也屢遭沖擊和批判，當下對待傳統文化要采取一分為二的態度，吸取精華，棄其糟粕。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過程激活了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在新時代穩妥前進，我們既要堅持創造性，也要堅持自己的優秀傳統。

對于新時代來說，我們需要更多理解中國自身的特點、講好中國故事、樹立中國形象，這些都需要從文化上加以確認和梳理。將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結合起來，形成中國式現代化的文化形態，建構中國特色的現代文化，這些都是重大的歷史、現實和理論課題。如何理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中的中國特色？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中國特色的關鍵就在于‘兩個結合’”[4]。馬克思主義是我們的魂脈，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是我們的根脈。“第二個結合”，就是要始終堅守兩個“脈”，把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根脈，與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魂脈結合起來，成就新時代偉業。根和魂二者都不能偏廢，沒有了魂前進中就沒有了指導和方向；沒有了根現代文化本身就無處立足。如何在一個紛繁復雜多樣的世界里立穩腳跟，關鍵在于我們有沒有根，我們的根是什么，這個根可不可以給我們源源不斷地輸送養料，給我們建立立足點，形成文化認同，建構文化主體性。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是我們在兩個大局中站穩腳跟、凝聚力量的關鍵。

（二）邁向中國式現代化新征程

在當代文化建設中，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是一個大問題。近代以來的文化發展歷史，同時也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的歷史。將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這樣的理論創新是我們從革命、建設、改革開放和新時代的歷史發展中得出的規律性認識，是邁向中國式現代化新征程的歷史要求。

當代文化問題的突出和現代社會發展中的現代化、現代性有關。19世紀中葉，中國受到西方列強的強烈沖擊，在器物層面上西方的船堅炮利與我們有很大不同，但是造成重大震撼的更多是在制度層面尤其是文化層面上。從那時起，中國社會開始對中國和外國的關系、對以西方為代表的“新學”和中國傳統文化所代表的“舊學”之間的關系進行了比較和思考，對如何處理好二者之間的關系有了很深刻的體會。1917年俄國十月革命，給我們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此后中國知識體系的發展就在中國傳統文化、西方現代文化、馬克思主義文化基礎上展開。馬克思主義源起西方，在世界各國傳播，在一些國家落地生根，尤其在中國與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成為中國現代和當代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習近平總書記明確指出，“要秉持開放包容，堅持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傳承發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促進外來文化本土化，不斷培育和創造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3]。馬克思主義、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外來文化都需要我們給予重視。馬克思主義是魂，中華傳統優秀文化是根，外來文化是重要的營養。以我為主，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在我們邁向中國式現代化的新征程上，將發揮極為重要的作用。

中國式現代化首先要把中國現代化的特點認識清楚。我們對自身的制度、理論、道路、文化要充滿自信，要對自己的歷史過程有深刻認識，在中華民族從站起來、富起來到強起來的過程中，優秀傳統文化始終是壓艙石，是中華兒女凝聚起來的強大紐帶。歷史成就我們，我們成就歷史。“第二個結合”對于我們在中國式現代化新征程中建構文化主體性有非常的意義和價值。

我們要文化強國，做到文化自信、自強，做到文化自覺，首先基于對文化自我、文化主體性的認識和理解。這個問題可以從文化認同的角度進行探討。在文化認同的建構中，對馬克思主義、中國傳統文化以及外來文化彼此關系的認識和理解經過了很長時間的爭論，近代以來中國文化發展的核心問題就是如何面對外來文化，如何處理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和馬克思主義與其他外來文化的關系。

二、中國傳統文化與文化認同的歷史發展

新時代文化建設貫穿于黨的十八大報告、十九大報告和二十大報告之中，其核心問題就是文化自信、文化自覺、文化自強、文化自主、精神主動等問題。從學理上看，這些主要是文化認同的問題。

“認同”這個概念在漢語中比較明確，但是在國際上、在英語中含義比較多，比如學術上常用的有身份、統一性、認同，在詞典中還有如相同、身份、一致、特征、同一性、本身、本體、特有的感覺或信仰等含義。所謂認同，就是對一種文化的認可、理解、同意、秉持、堅守等。這表現為一種主體的文化上的身份，主體對自身身份的觀念、理念和辨別。認同具有不同的方面和層次，知、情、意不同層面上都有認同問題，有些還涉及對制度、器物等的關系和態度。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即“第二個結合”，是我們在文化建設、文化認同建設中的重要結論，形成了以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為根，以馬克思主義為魂的認同系統。這個認同是近代以來中國社會發展的歷史結果，是近代以來文化認同發展的必然結果。

“第二個結合”的提出和論證，具有深厚的歷史背景。近代以來，如何對待中國傳統文化是一個非常有爭議的問題。所謂的古今中西之爭，就是中國文化遭遇到西方外來強勢文化的沖擊而無法面對，新學和舊學、西方和中國、傳統和現代之間的沖突問題凸顯出來。我們在近代多災多難的歷史中走出一條自己的路子，實現了救亡圖存，這就是一個如何選擇自身的身份，如何重建自身認同（主要是文化認同）的問題。

從近代以來文化認同的發展歷史來看，可以劃分為三個階段：1911年以前的清朝末期，1912年到1949年，1949年以后。

在第一個階段，中國遭遇西方的強有力沖擊，傳統文化以自身的應對方式來理解西方文化，以求堅守自身文化的一致性，由于在現實中遭遇生死存亡的危機而無法解釋和應對，于是文化認同的困境顯現出來。這種文化沖擊使得很多人對傳統文化產生了懷疑、批評，諸多先知先覺的知識分子和官員試圖通過對傳統文化的改造、演繹來應對，挖掘、改變自身文化，以求存續。

其時文化認同危機在不同層面上展開。在民眾生活的層面上，表現為社會輿論的變化和對西方文明的恐懼與不解。在社會層面上，很多人尤其是知識分子和政府官員意識到，中國社會在政治、經濟、文化各個方面遭遇到重大的困難，這些困難引發了在觀念上對傳統文化的懷疑和否定，以及對西方文化的審慎分析，對其與中國傳統文化的關系做出思考。在國家層面上，國家和民眾推進了國家制度的改革，對社會知識生產的內容以及主要結構進行了重新定位。此時，一些官僚和知識分子開始比較自覺地反思傳統文化所具有的缺點和優點，以及如何從自身的文化出發去建構自身社會制度。光緒三十一年（1905年）6月14日《派載澤等分赴東西洋考察政治諭》中，光緒帝下令派五位大臣去東西洋考察，開始籌備立憲的過程?！胺浇駮r局艱難，百端待理，朝廷屢下明詔，力圖變法，銳意振興”[5]1。這是傳統國家和政府的一次自我革新的努力，是自上而下的社會文化認同的重大變革，是比較重要的以傳統文化為基礎進行的新的文化建構活動，也是文化認同重新建構的一個重要階段。

第二階段是1912年到1949年。清朝的覆滅是傳統文化自身遭遇重大挫折的標志性事件。如果說在第一階段傳統的文化認同已經破產或者遭遇重大危機，那么第二階段清朝的覆滅到民國的建立和垮塌是中國進行文化認同重建的一個更為重要的階段。這個時期的文化活動在中國近現代史上熠熠生輝，不同的文化建構的努力從不同的方面得以展開，所應對的都是中國如何現代化的問題，中華傳統文化如何實現現代化的問題，解決中華文化主體性遭遇嚴重沖擊的問題。文化認同方面出現了激進、保守、西化三派。各派提出的不同的主張，逐漸形成了社會運動，形成了社會制度，表現為從堅持改良，到追求全盤西化，到進行民主革命，尤其是新民主主義革命，展現了一個歷史和邏輯的發展過程。其結果是整個社會發生了重大變化，傳統社會逐漸瓦解，一個新的社會逐漸形成。在這個階段，古今中西之爭問題變得非常尖銳，學界政界屢屢掀起論戰。比如五四運動前后的“東西之爭”———關于東方文化與西方文化特點、性質及相互關系問題的思想學術論爭，就廣泛的意義而言，它的影響貫穿了整個近現代。論戰始于1915年，迄于1927年，“五四”前后爭論得尤為激烈。盡管有人提出堅守傳統文化，有人面對西方文化的強勢入侵主張對其全面吸收和接納，民國時期所有的文化討論最后都走向新民主主義文化。新民主主義的文化立足于中國文化本身的優點，同時借鑒外來文化的優越性，為中國的社會發展，包括政治、經濟等的發展做出自己的努力。后來毛澤東在《新民主主義論》等著作中，對近代以來的文化爭論批判性地作了科學總結，并對如何建立中華民族的新文化提出了精辟的見解。隨著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隨著新中國成立，這些文化上的討論暫時告一段落。從文化認同的角度來說，這既不是回歸傳統文化認同，也不是放棄自身文化主體性，而是整個改變了對未來的文化認同，既不單純地因循守舊，也不毫無拒絕地吸收和接納西方文化，而是要棄其糟粕，取其精華。這就是正確的方向，是屬于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大眾化的方向，是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的方向。

第三階段是1949年以后。新中國成立意味著中國的文化主體性建構、文化認同的建構到了一個新的階段。到1956年，中國的社會主義改造很快完成，新民主主義理論和實踐基本終止。從1956到1966年，中國全社會進行了社會主義建設，獲得了重要成就，也出現了不少問題。從文化的角度看，全社會一致追求社會主義、馬克思主義、共產主義，但是受到生產力發展水平的局限，中國社會剛剛從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社會脫胎出來，還大量存在貧困現象，想在短時間內快速建成理想的社會主義、實現共產主義是不可能的。1966年到1976年是“文化大革命”時期，在社會和國家層面上對中國傳統文化和西方外來文化持有一種批判和拒斥的態度。優秀傳統文化受到了外在的否棄，但是，在社會組織層面傳統文化本身對中國社會的作用沒有被完全破壞掉。

從1978年到2012年，我國改革開放從啟動、逐漸推進，到形成市場經濟為主導的深層次的改革開放，積極介入全球化，社會結構復雜化，原有的單一的文化認同也變得非常復雜。市場經濟和原來的計劃為主的經濟有很大的區別，導致了社會利益分化、社會結構多樣化、思想觀念也逐漸變得豐富多彩。在這一段時間當中，20世紀80年代“文化熱”的形成、發展到相對平靜是非常重要的。改革開放的形成和推進導致人們對于自身認同進行了重新思考。文化熱不僅是在國家和社會文化主流層面的變遷，更深入到民眾的日常生活當中，改變了民眾的思想觀念。同時我們再一次直面世界，如何審視外來文化和中國傳統文化對人的影響再一次成為社會問題、思潮的必有之意。在一定程度上看，這個時期中國傳統文化、西方外來文化和馬克思主義文化三種主要思潮并行又出現了。在這個過程中，傳統文化逐漸受到了重視。

2012年中國共產黨第十八次全國代表大會召開以來，中國的改革開放進入到全面深化的階段，我們進入了新時代。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的爆發，無論國際社會還是國內思想界都對當代資本主義發展整體趨勢和外來當代文化有了新的認識和思考。中國向國外學習的努力取得重大成果，隨著國際地位發生變化，中國自身發展道路需要在所取得成就的基礎上重新作出思考：如何建構中國知識體系，建構中國特色的學科、學術、話語體系，就成為社會實踐和理論研究必然要面對的問題。一種龐大的知識體系的反思和建構，必然會對社會文化產生重大影響。這十幾年來的中國社會文化認同也進入一個新時代，相較于改革開放初期有了很大的不同?？梢哉f，改革開放初期所形成的高度復雜多樣的文化認同，逐漸趨向于一，形成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為核心的文化認同。雖說這種文化認同依然處于動態的形成發展過程當中，但是在國家和社會層面其主流地位已經穩固。

尤其是近些年來，黨和國家重視傳統文化，重視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在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發展、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創立、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與21世紀馬克思主義建構過程中的重要意義和價值，直到習近平總書記明確提出“第二個結合”并給予高度評價，提出“‘第二個結合’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3]。近代以來我們向日本（即所謂東洋）、蘇聯、西方（西洋）進行了長時間的學習，改革開放以來我們和外部交流大大加強，從全球化發展中獲益良多。隨著中國的發展，隨著中國學術文化上逐漸結束學徒期，一些國家的政客很不適應中國逐漸成為重要的伙伴，尤其是我們做的很多事情，“老師”們也拎不清、搞不定，當利益關系有了差異、不同甚至沖突，情況就更為復雜。此時，搞清楚我是誰，我們是誰，這種簡單樸素而又深刻的問題就凸顯出來了。我們是我們自己，我們必須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繼承發展，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進行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我們必須找到我們自己，建構文化主體性不能迷失在當代復雜多變的文化之爭中。

隨著全球化的發展，尤其中國作為全球化的主要的積極推動力量出現，中國和世界的關系變得更加密切，同時在互聯網等要素的推動下，全世界文化認同和彼此間的關系變得異常復雜。文化對于社會、經濟、政治等方面的影響變得更加多樣態和復雜化，其程度也更為加深，一方面認同無論在國際和國內都變得更加重要；另一方面重視本土文化，重視民族和地方文化也變成一種潮流。在全球化和本土化兩種力量作用之下，中國的文化認同產生了重要的變化。從文化特性而言，本土的、地方的就是國際的、全球的。沒有本土和地方文化特色，就無法構成復雜多樣的全球國際文化生態。反之亦然。從這一意義上講，那種傳統的、本土的、地方的文化是文化自身謀求發展的基石。很多國家在近代殖民和侵略狂潮的襲擊下，已經失去了自身的文化認同，在現實社會生活當中遭遇到重大的困難。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大部分踐行了社會主義和馬克思主義的國家隨著蘇聯解體和東歐劇變改弦易轍卻沒有實現較好的發展。同時拉美地區有很多推行自由主義為主導的西方資本主義社會制度模式的國家也出現問題。改弦易轍沒有變好，推行西方舊規困難重重。應該說在今天這個時代，我們探討文化認同問題對于中國的發展，甚至世界很多國家的發展，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我們必須重視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結合，重視激活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巨大潛力，找到中國特色的真切內容，讓中國式現代化更加接地氣、有特點、必成功。

“第二個結合”是對中國近代以來文化問題尤其是文化認同問題的一個重要總結和概括，也是關于新時代文化問題的一個重要理論，是中國馬克思主義文化建構的關鍵問題。從近代以來的文化發展歷史來看，“第二個結合”明確了近代以來文化的古今中西之爭新的理論焦點，明確了如何對待傳統文化是我們文化認同、文化主體性建設問題的關鍵。西方文化尤其是現代西方文化，是近代以來占據主流和強勢地位的世界性文化，很多國家都遭遇過西方文化的強烈沖擊；十月革命以后，馬克思主義在世界范圍內廣泛傳播并深深影響了世界歷史進程，20世紀末蘇東劇變，而中國走向了改革開放新的歷史階段，取得世界矚目的成就。在我們看來，在文化上，“經過長期努力，我們比以往任何一個時代都更有條件破解‘古今中西之爭’，也比以往任何一個時代都更迫切需要一批熔鑄古今、匯通中西的文化成果”[4]。這是回顧、總結，也是展望。

三、新時代文化主體性的建構

新時代中國馬克思主義文化哲學建構的關鍵問題是尋求文化認同，也就是文化主體性的建構及其闡釋。文化主體性從學理上分析，主要是一種文化自身的認同，突出了文化身份和統一性，需要出現一種能夠反映社會現實、引領社會現實的理論和學說。當代中國文化主體性的突出表現就是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形成和發展。需要明確的是，從現代文化發展來看，文化主體性應該從文化主體間性的視角來理解，那種單獨的、獨白的主體性及文化主體性在當代研究中是不正確的。要實現“第二個結合”，就是要完成一種文化之間互動中的主體性的建構。同時，這種主體性建構是現代文化的主體性建構，是中華現代文化主體性的建構。

（一）文化主體性與文化主體間性

文化主體性在當代是一個重要問題。尋找文化主體性也是很多國家和民族的學人努力的目標。后殖民理論在這一方面做出了很深刻的反思。很多有殖民經歷的國家已經喪失了自己的文化身份和認同，以殖民國家的宗主國文化為坐標，形成了文化上的新殖民狀態。作為強勢文化，西方文化裹挾了科技、軍事、制度等因素，在當代世界發揮了非常復雜的作用，影響非常之大。但可以肯定的是，如果沒有西方國家文化的支撐第一次世界大戰、第二次世界大戰不會那么慘烈。同時，亞非拉很多國家按照西方的藥方買藥服藥，但沒有藥到病除。

我們就是在這樣一個復雜的文化背景下展開新時代中國馬克思主義文化哲學建構的考量的。如何對待中國傳統文化，這是我們進行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文化哲學建構面臨的一個大問題。“第二個結合”理論為我們指出了道路，我們需要將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在這個過程中建構我們的文化主體性，針對中國問題，建構中國理論。

新時代中國馬克思主義文化哲學的建構，首先要從文化的高度理解什么是中國以及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作為根脈在文化哲學建構中的基礎性作用。有魂沒根不行，那樣就不知道到哪里去尋找著力點。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是我們的根，也是我們進行文化改革和發展的根本所在。根脈和魂脈相互支持，就有了中華現代性文化的文化生命共同體。

文化上的自我和他者關系如何處理，這是文化認同的大難題，是中國馬克思主義文化哲學的文化主體性的重大問題。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們多次提出文化自覺、自信、自強，建構文化主體性。如何尋找自身的身份、統一性？我是誰？我們是誰？什么是中國？這些都是文化建設、文化哲學建構中的重大問題。“兩個結合”是尋找當代中國自身認同、中國身份的關鍵。

從當代對于主體的理解來說，存在從文化主體性向文化主體間性的轉變。西方近代哲學所說的主體性，尤其是在康德那里，往往是一種獨立的、個體的、和其他主體處于一種相對關系不很緊密的狀態，是一種孤獨的、獨白的甚至霸道的主體性。在文化上，這種主體性有可能表現為自認高明，對其他文化采取漠視、對立甚至對抗的態度。這種情況下，他文化成為“另類的他者”。這種對立在近代以來的很多研究中或隱或現，在理論和實踐上都導致了重大問題。近年來思想家們關注到了主體性和主體間性之間的密切聯系。自我、我作為主體的基本視角，必須和我們、復數的我聯系在一起。沒有一個聯系和彼此影響的主體網絡，孤獨的我、獨白的我很容易變得霸道、愚蠢甚至反動。

對于有被殖民經歷的國家、民族甚至族群和個體來說，建構文化主體性是很困難的事情。近代以來西方文化的強勢和全球傳播，極大促進了當代世界的發展，但是也帶來了很多問題。不同國家、民族和族群所擁有的文化不同。只有在獨立、基本富足的情況下，一個國家、民族才能夠從容地談及文化主體性問題。也就是在站起來、富起來的條件下，文化主體性問題才能夠獲得比較合理的言談條件，才能夠與西方強勢文化、與其他眾多文化形成平視、并行、伙伴關系，那些后發展起來的國家才能夠進行自身文化的反思，進行合理定位，進行新的文化認同的建構。一些沒有殖民經歷的國家也存在文化主體性建構的難題，比如俄羅斯早期脫亞入歐、后來的歐亞主義和近來的脫歐入亞的文化思潮總的看來頗為另類。因為文化和一個民族的身份、認同、統一性有重要關聯，如果放棄自身合適的文化認同，就有可能邯鄲學步，結果就是面目不清甚至面目可憎，國際地位不穩。文化的力量應該是各種力量中具有關鍵意義的因素。馬克思主義在救亡圖存的背景下傳入中國，經歷了革命、建設、改革開放的歷史進程，與時俱進的馬克思主義一直處于中國化時代化的進程。歷史證明，馬克思主義行，中國化時代化的馬克思主義行。這種以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為根的馬克思主義主導的當代中國文化主體性的建構，是近代歷史發展的一個必然結果。

文化主體性建構只有正確理解其他文化與自身文化的關系才有可能完成。文化主體性就是自我文化屬性特征，涉及自身文化的歷史性變化，比如從傳統到現代甚至后現代的不同發展，比如如何處理自身文化和外來文化的關系，尤其當外來文化對本土文化形成沖擊，那種裹挾著經濟、政治、軍事沖擊的文化沖擊更是有力，這個時候必須找到自己的根和魂。

進一步說，近代以來西方強勢文化逞強全球導致亞非拉大部分國家都面臨傳統和現代、本土文化和西方文化的關系問題。如何處理好這些關系，首先涉及如何面對那個遭受困厄的本土文化問題。“第二個結合”，對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處理方法、態度、價值判斷很明確，對于我們解決建構文化主體性，尤其是建構中華現代文化和文明，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和價值。沒有這個根，我們就沒有源頭活水，我們就沒有充分支持，也就無法探討自信、自強、自立、自覺的問題了。不同文化相遇，不同文化自覺相遇，就面臨新文化的建構、新文化自覺的自身建設問題。從文化主體間性的角度去理解文化主體性，可以避免某種文化的獨大、獨白、獨霸，如所謂的歐洲中心主義。我們必須有足夠的信心和勇氣面對不同文化間的差異和挑戰。我們也會在馬克思主義的指導下，激活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吸收外來文化的精華營養，在多種文化的聯系和互動中建構自己的文化主體性。在今天，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就是我們新時代文化主體性的集中體現。

（二）從傳統文化到現代文化

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圍繞傳統文化問題發表了一系列重要論述，回答了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如何傳承和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重大課題。中華文化正越來越多地為全球治理貢獻中國智慧。當代中國的文化認同是文化自信、文化自覺的基礎。在全球化和現代性背景下，如何建構當代中國文化認同，如何正確處理馬克思主義文化、中國傳統文化、外來文化三者之間的關系，是擺在我們面前重要的理論課題。

其實，我們往往在現代性視野當中談論中國文化認同的問題。盡管近代西方文化入侵，我們也面臨文化認同的危機，但在最近十年，我們的文化認同中傳統文化的重要地位不斷鞏固。文化認同危機產生的主要原因，或者是由于與新社會制度相適應的文化的建構不夠，或者是由于多種文化的整合不夠，或者是由于外來文化的強勢入侵等。在我們邁向中國式現代化的新征程上，應對文化認同危機，要將文化主體性的建構作為核心任務，要處理好“傳統”與“現代”的關系。

黨的十八大尤其是十九大以來，我們非常重視文化自信。中華文化自信，是指現代條件下對中華優秀傳統文化、革命文化、社會主義文化的充分肯定和堅定信仰。目前，堅定中華文化自信還面臨著多方面挑戰。從文化自身來講，中華文化成熟的文化認同尚未形成：對傳統文化盲目固守、全盤拋棄與創新發展的觀點并存，對西方文化照搬、抵制與借鑒的觀點并存，主流文化主導地位也需要不斷鞏固。增強中華現代文化認同和自信，要在夯實物質基礎、加強制度保障的基礎上，針對性地加強傳統文化創新發展，鞏固社會主義文化為主導的多樣文化并存的文化格局，強化中華文化“多元一體”格局，通過提供更豐富、質量更高的文化產品，更好滿足各族人民的精神文化需求，提高中華文化的吸引力、凝聚力和感召力。只有形成文化自信，尤其是以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為根建構文化自信，才能有現當代文化軟實力的強大。文化軟實力作為一種精神層面的力量，只能由主觀上被感知，并輔以各種文化載體的外在表現形式來進行衡量。

在現當代中國文化認同建構中，我們也提出了一些對于全球認同非常重要的文化認同思路。全球化是現代化的重要表征和形態，但是，一些地方中心主義往往偽裝成全球主義的樣貌存在。有些人宣揚所謂的“普世價值”，其實這些都是地方性的，來自歐洲的、來自于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特定時代和特定空間的文化。文化主體性的建構，首先應基于地方性，當進入到更大范圍的時候更好地在本地化、本土化的基礎上進行不同文化之間的結合，如果不能辯證地理解文化主體性，不能理解文化主體間性的關鍵意義和價值，那么全球化就可能變成某些特定文化霸權甚至霸凌的表演，不能把傳統與現代、地方與全球對立起來。

在我們看來，新時代中國馬克思主義文化哲學的重要問題就是如何闡釋中國傳統文化，經過創造性變化和創新性發展，如何解決中國現代文化主體性的建構問題。我國傳統文化擁有足夠豐厚的遺產，這是我們前進的基礎。但是，傳統文化不能完全適配現代化也是事實。傳統文化中不僅僅有優秀的成分，也有糟粕。如何吸取精華、棄其糟粕，這是一個長期的過程?，F代化也是一個長期的過程?，F代文化的建構、建設中，我們必須堅持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一貫的包容性，海納百川有容乃大，中華文化必須有足夠的包容力、消化力、取精華棄糟粕的能力，建設與西方文化不同但是同樣能夠在現代化建設、發展中具有重要意義的現代文化，建構新時代中國馬克思主義文化哲學。

【參考文獻】

[1] 習近平.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大會上的講話(2021年7月1日)[M]//習近平重要講話單行本(2021年合訂本).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

[2] 習近平.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為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而團結奮斗———在中國共產黨第二十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

[3] 習近平在文化傳承發展座談會上強調擔負起新的文化使命努力建設中華民族現代文明[N].人民日報,2023-06-03(1).

[4] “中國特色的關鍵就在于‘兩個結合’”[N].人民日報,2023-06-05(1).

[5] 故宮博物院清明檔案部編.清末籌備立憲檔案史料:上[M].北京:中華書局,1979.

原載：《晉陽學刊》2023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