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西方主導下全球化帝國式秩序以技術—文化霸權為突出表現，具有強制性、剝奪性、等級化等特征。知識被吸收到資本中而自身也具有了資本的拜物教性質，技術—文化帝國之權力架構的底層邏輯就在于“知識—資本”的“物神形態”,即兩者互相喂養、循環壯大的權力動能裝置，牽制著社會生產與再生產圍繞它來運轉，由此形成服務于前者的全球知識規劃，以知識為戰略工具構建起國際性知識治理體系。遵循“知緣戰略”的權力運用，不斷加劇著世界的兩極分化，導致廣大發展中國家及其人民不得不長期處于技術硬實力和文化軟實力上的雙重“知識依附”狀態。因其雙輸后果和不可持續性，技術—文化帝國正走向崩裂。共建新型知識治理體系，從“以物為本”走向“以人為本”,使知識真正服務于人的共同福祉、全球共同利益以及全人類前途命運，或許將是超越技術—文化帝國、開創人類文明新秩序的關鍵。

引論：何為知識拜物教?

元宇宙、人工智能等當代技術的發展帶來了深刻的社會歷史效應。技術對當今社會發揮著制約、引領、驅動等多重作用，同時也是塑造文化生活的基礎性條件。ChatGPT的風靡再次昭顯著“技術—文化”的深度整合，而愈演愈烈的科技脫鉤則宣示著“技術—文化”的霸權。這均建基于全球化的“帝國式”秩序并對之加以強化，表現出資本主義發展到知識經濟或數字經濟階段的典型特征，有其深刻的政治經濟根源。

馬克思已發現：“知識和技能的積累，社會智力的一般生產力的積累，就同勞動相對立而被吸收在資本當中，從而表現為資本的屬性?！?資本并不是物，而是一定的社會生產關系，它可以體現于某種物，并賦予其特定的社會屬性。當它體現在知識上時，就出現了“資本化的知識”或“知識化的資本”,亦即，“知識—資本”二合一的復合體。這時，知識也具有了資本的逐利性、自我增值性，以及“拜物教性質”(Fetischcharakter, 即物神性)2。因此，“知識”絕不能僅僅如常識那般認為是人腦對客觀世界的主觀反映，而應始終被把握和理解為一種歷史性、關系性的社會權力形式，是一整套由歷史性的人創造、凝聚了人類理智及勞動、體現著復雜政治經濟關系的組織結構，技術、設備、作業流程、信息、數據、文化敘事等都不過是其中的一些要素。在資本主義社會中，知識表現為以最優化資本增值為價值導向的滲透在政治、經濟、文化等多個領域的社會關系。

“知識—資本”并不僅僅意味著知識本身成為了資本，也就是近幾十年經濟學上常說的“知識資本”,更重要的是，這里出現了一種“知識—資本”互相喂養、循環壯大的動能模式：知識積累、創新為資本積累、擴張提供基礎，而資本增值的收益又反哺知識生產，如此不斷循環促進，加上必要的中間環節“軍事”,就成了“知識—軍事—資本”循環促進模式。正如歷史顯示，早自資本原始積累階段起，西方的現代化道路始終遵循著這一循環擴張模式：資本積累建立在武裝殖民、販賣奴隸、爭奪原料和市場等基礎上，而為軍事實力提供保障的正是知識；以堅船利炮為代表的戰爭工具、以機器體系為代表的生產工具，為資本主義全球殖民化擴張提供了霸權基礎，而從全球獲取的超額利潤又為進一步的工具變革和知識創新提供了必需的巨額投入，產出的知識成果則再次推動資本擴張。全球化的技術—文化帝國正是如此歷史地誕生的。

于是，借用馬克思的術語，所謂“知識拜物教”正是“知識—資本”的“物神形態”(Fetischgestalt),一個自行增值、循環壯大的權力動能裝置，牽制著社會生產再生產及現實生活圍繞它來運轉，在“生產關系的總和”中處于中心地位。關于知識拜物教的闡述，對起底技術—文化帝國、剖析其權力架構具有重要意義。

一、從“知識—物”到“知識管理”

眾所周知，拜物教的歷史前提是商品經濟的生產方式，那么，知識拜物教的誕生也要從知識商品化的歷史來加以考察。通常而言，人們崇拜知識是十分正常且正當的現象，這甚至可以追溯到人類歷史的起源。在古代社會，人們普遍認識到知識對于社會的高價值性與稀缺性，以及充實與升華個人內在精神的作用，這自然而然催生了崇拜知識、仰慕龍鳳之才的社會風氣。“學成文武藝，貨與帝王家”形象地表明知識具有一種價值交換的形式。然而，在前資本主義社會中，存在固定的階級(身份)如封建帝王、領主等，知識并不能自由交換，存在一定的強制性，它還只是偶爾以商品的形式出現，尚不具有普遍的價值交換形式。

然而，隨著資本主義時代的到來，知識的意義和應用方式發生了歷史性的轉變。知識的功能不再傾向于古希臘哲學家所關注的促進個人德性、智慧的增長，或中國儒道所關注的內圣外王之道或佛教的覺悟之道，相較之下，改變世界的實用性和有效性更受人推崇。在某種意義上，培根的名言“知識就是力量”已宣告著人們對知識的理解發生了巨變。亞里士多德在《尼各馬可倫理學》第六卷中說，科學是一種理論—靜觀活動，而技藝或技術是一種創制活動，是靈魂揭秘真理之六種方式中的兩種。培根提出的“實驗”方法和“知識就是力量”使科學和技術逐漸合流?？茖W走向實驗，不再是理論—靜觀活動。實驗方法的出現標志著人類對待自然的方式發生變化。人類不再靜觀自然，而是用自己的理論工具去逼問自然，使自然成為為我所用的資源。知識“episteme”的含義原來對應的是科學，而近代以后則對應的是科學技術，即科技。且在尼采看來，求真意志作為西方形而上學典型特征，本身就是權力意志的一種表現形式。于是，人類社會越來越明顯地由技術所塑造、控制、引領，逐漸形成了全方位裹挾人的技術—文化帝國式權力架構。

這標志著知識之價值尺度的轉換與崇高價值的瓦解。利奧塔爾直言：“以前那種知識的獲取與精神、甚至與個人本身的形成(‘教育’)密不可分的原則已經過時，而且將更加過時?！?現代知識生產如教育、培訓、科研的社會架構中，人們更想問的是它能不能買賣、能不能投入產業、能不能產生足夠的利潤。利奧塔爾稱之為“知識外在化”,即知識“不再以自身為目的，它失去了自己的‘使用價值’”3。換句話說，由于知識被吸收到資本當中，其使用價值就不再表現為提升人的內在精神，而是移花接木般地植入了資本的使用價值和屬性，表現為實現價值增值，謀求以盡可能小的成本投入博取盡可能大的效用產出。

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中，知識本身被視作“物”、知識作用及反作用于物，并且物本質上也是知識。知識與物在社會經濟和文化觀念上的深度絞合，使得一種可稱之為“知識—物”的關系性統一體誕生了。在數字資本主義所主導的知識經濟形態中，知識無疑是提高社會生產力和財富創造活動的核心要素。德魯克(Peter F. Drucker)一針見血地道出：“最近40年來，進入這個經濟舞臺的主角產業，所生產和銷售的都是知識或信息，而不是具體的實物。制藥業真正的產品是知識，藥丸、軟膏不過是包在外面的殼子罷了。其他像電信業、計算機(及外圍設備)業，還有影視業，也都是從事知識或信息的生產與銷售的行業?！?

德魯克揭示出一個事實：在當今知識經濟階段，所有生產和銷售的產品，構成其核心價值的都是知識。我們知道，價值按其本性是一種關系性存在，是由無差別人類勞動的量的比例來決定的。當知識已經成為人類勞動的社會性基礎條件時，作為關系性存在的價值就十分自然地獲得了更鮮明更直接的表達，即知識含量的比例。實際上，在德魯克舉例的制藥業中，不光真正的產品是知識，藥丸、軟膏等具體的物質性外殼也不可能脫離一眾知識產權集合，如外觀設計、品牌、商標等，這些知識資本本就在整條圍繞知識來構建的高度技術化、分工細化的產業鏈中。就算是直接取自自然的礦物產品，也無不建立在勘探、開采、運輸、提煉等一整套相關產業的技術基礎之上。由此可見，在知識經濟階段，實際上所有生產、流通和消費的產品本質上都是“知識—物”。

從馬克思時代的勞動產品到知識經濟時代的“知識—物”,是社會經濟發展的必然結果，從中我們可以看到社會經濟增長方式與資本積累方式的歷史性轉變。丹尼爾·貝爾說，“后工業社會”的首要的、最簡單的特征是服務行業的興起。5大衛·哈維則用“靈活性積累”(flexible accumulation)來描述這一階段新的資本積累方式，它“建筑于勞動過程、勞動市場、產品以及消費模式的靈活性基礎之上”,與過去僵直死板的福特主義形成對立，造就了服務業的大規模興起。6

與服務業所要求的技術化、智能化相適應，勞動力的價值獲得了更大程度的肯定，人作為知識的載體在服務業中更具有決定性意義。由于交通運輸和信息通訊技術的迅速發展，社會生活出現了“時空壓縮”。生產的靈活性和生產消費周轉的加速，要求勞動者具備素質上的靈活性和多樣性，于是，面臨新的“結構性失業”問題，終生學習成為勞動者主動或被動的選擇。亞當·斯密就曾討論勞動者所應具備的知識水平，將人比作高價機器。7馬克思早已認識到，知識不僅僅是使勞動者成為高價機器的附加條件，而且本身就物化為機器體系、“變成了直接的生產力”。8

而在知識經濟階段，知識作為直接的生產力不僅表現在機器這種物化形式中，即死勞動中，還更加明確地表現在活勞動中。從馬克思勞動力商品理論出發，顯然，具有越高知識水平的勞動力就是一種具有越大價值的商品，作為勞動力的人本身就是一種“知識—物”,或者說，是一種具有知識生產能力的人力資源，以適應知識經濟需求的方式被生產出來。正如德魯克所說，知識不僅像過去一樣運用于工具、流程和產品，如通常所理解的“科技”,也不僅運用于工作，如“技術工人”,還運用于知識本身：“運用知識去找出現有知識最有效的運用方法，就是我們現在所講的‘管理’?！?知識的第三種運用方式催生了“管理革命”。知識勞動者在發達國家就業人口構成中所占的比例經過短短幾十年就取得了非常醒目的上升。并且由于知識勞動對推動社會生產的顯著作用，數字資本主義對勞動的控制也表現出愈益嚴密的趨勢。得益于大數據、算法等，巨頭企業能夠不斷加強對知識勞動者的規訓和監督，美其名曰“知識管理”或“知識治理”。這個概念還可以從企業上升到國家層面，成為國家治理體系的一部分。對于在世界秩序中位居中心統治地位的國家而言，知識管理就進一步上升到規劃世界格局的高度，于是有了對知識的全球化管理，即后文講述的“全球知識規劃”。從歷史上看，它本身就表現為某種帝國式的權力運用形式。

由于所有的商品(包括勞動力)都是“知識—物”,而商品的秘密就在于“社會的象形文字”10?！爸R—物”直接指明了商品神秘性的本質就是物所固有的社會屬性，即以知識為中心的社會組織結構及生產關系。無論是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意義上的拜物教觀念，還是弗洛伊德、德勒茲、齊澤克等精神分析學意義上的“物戀”,都是歷史特定的社會秩序不可避免地反映在人們觀念中的“幻象”。這種拜物教觀念的幻象同時也對客觀的社會現實起著建構作用。當“現代管理學大師”德魯克說真正的產品是知識時，其實他已經看穿了商品拜物教的秘密：產品之所以為產品，這個社會本體論問題的答案正是知識，由此出發實施“知識管理”,圍繞知識構建起積累、生產、銷售等作為整體的社會組織結構。這實際上就意味著，對于知識的拜物教性質，不管人們是否“意識到這一點，但是他們這樣做了”10,并且在可預見的未來仍將這樣做。

總之，人們在龐大的“知識—物”的堆積面前，在“知識管理”的運作當中，已經有意無意地接受了知識與資本結合所構造成的“物神形態”,不可避免地被馴化為適應這種客觀社會存在的勞動者和消費者。作為圍繞著知識、作用于知識、利用知識以最大化資本增值、從而最彰顯拜物教性質的權力運用方式，知識管理不僅僅在經濟學、管理學上表達著社會經濟形態，也規訓著處于社會關系中的個人，更已成為塑造并維護全球性政治秩序、文化話語體系的有力武器。

二、全球知識規劃：知識作為塑造世界體系的戰略工具

“知識拜物教”本質上是“知識—資本”的“物神形態”,是牽動、控制著整個社會生產再生產以其為中心來運轉的系統架構。在歷史唯物主義視域中，這無疑屬于經濟基礎層面，已成為知識經濟的中控系統。而經濟基礎層面的嬗變必定引發法律政治等上層建筑的重大變革，正是為了適應客觀社會現實中的知識之拜物教性質，服務于“知識—資本”循環擴張機制，全球知識規劃應運而生并發展了起來，造就了直至今天依然強勢的“技術—文化霸權主義”。

從馬克思所說的“資本的物神形態”到這里的“知識—資本”的“物神形態”,雖然兩者一脈相承，但也存在不容忽視的差異，主要原因在于知識具有一般資本形式所不具備的雙重屬性，即兼具公共性和私有性。傳統意義上的“資本物神”是針對實物性商品經濟而言的，實體物通常同一時間只能被排他性、獨占性地使用。而知識作為抽象物，本身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公共性，能同時被很多人擁有、使用，比如元素周期表等科學知識，理論上越多人掌握和應用就越能促進科研活動及社會進步。因此，科學家們本著擴大知識的目的而形成了鼓勵思想交流、信息分享的科學精神。然而，當知識被納入到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中時，立刻就產生了將知識也加以私人獨占的必然要求。因為知識創新帶來更高水平的生產力、更具競爭力的產品、更具威脅的武器，是資本集團生存的關鍵，為此他們必須保持對知識的大量投入，但相比之下，知識的流通、傳播、普及的成本則往往微乎其微，因此，他們勢必不斷挖深知識的“護城河”,提高準入門檻、進行封鎖，而這主要就是通過全球知識規劃來實現的。于是，在知識的公共性和私有性之間就產生了非常尖銳的矛盾。

知識同時表現出公共性和私有性，根本原因在于，知識被納入產權關系之后，具有了雙重屬性：知識產品的公開性和知識產權的壟斷性。11一種生產關系的變革，即知識產權的誕生，滿足了對知識進行排他獨占的私人壟斷權的要求，這表明資本主義社會實際上出現了一種新型商品形式。同時具有產品公共性和產權壟斷性的獨特商品“知識—物”,在法律政治規劃的幫助下，成為實現資本擴張的新型強力工具。知識資本大致分為三種：(1)機器等知識的物化形式，如光刻機等；(2)人力資本等知識的人化形式，如技術專家等知識勞工；(3)非物非人的知識產權資本。其中，知識產權是一種尤為關鍵的知識資本，因為它“既是資本的一種形式”,“又是獲得其他種類資本的一種手段”,“也是其他人所依賴的資本”。12比如，光刻機本身就集成了海量頂尖的知識產權，而技術專家進行芯片研發又必須建立在大量知識產權授權之上。因此，知識產權實際上再生產著資本與資本之間、人與人之間的依賴關系，而知識產權所有人就得以利用這種資本和人的依賴關系來獲取強大的頗具威脅性的權力。只有在這個意義上，“知識—資本”互哺性的戰略同盟才得以達到完成形態。從廣闊的全球史來看，在資本主義世界體系中，公益私利始終無法得到平衡，依據社會生產的要求規劃知識產權制度等法律政治上層建筑并從中牟利的，總是私人資本集團。

達沃豪斯(Peter Drahos)就曾揭露了關于知識產權法的資產階級意識形態的欺騙性，并將其與商品拜物教聯系起來：“在馬克思看來，認為知識財產法的作用是鼓勵和獎賞具有創造性的無產者的觀點，是一種意識形態神話，其目的是為了掩蓋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中對創造性勞動的剝削。由于知識財產法使抽象物成為所有權的標的物，它加重了馬克思所說的‘商品拜物教’?！?2另外，在《知識的全球化管理》《信息封建主義》等著作中，憑借詳實史料和嚴密論證，達沃豪斯展示了中心國家和私人集團如何在生產力發生重大變革時，運用知識產權來規劃世界秩序，以達到維護統治權力、獲取超額利潤的目的。因此，全球化實是頭部發達國家主導下的資本主義規則及西方企業行為模式的全球化，而知識治理就是這套規則與行為模式的戰略性環節。

正是知識的雙重屬性令知識產權成為了“知識—資本”物神形態中最適合用于構建和維持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的戰略工具，是全球知識規劃的基礎和作用對象。一方面，知識產權的壟斷性便于資本寡頭對關鍵的知識產權組合進行集中占有，以獲得超額利潤。知識產權使知識、信息有了標價，使其能夠在全球產業鏈中流動，為產權所有人創造價值。知識的“圈地運動”13,其本質是產權的重新分配，大公司通過大規模買賣、兼并，將知識產權從最初的創作人手中轉移到自己的支配之下，一如封建時代的土地兼并，從而形成了控制大量關鍵知識產權集合的“全球知識卡特爾”。高度膨脹的私有壟斷權意味著統治市場的經濟權力，最終促成知識產權全球一體化的帝國式秩序。

另一方面，知識產品的公共性便于在全球信息流及傳媒網絡中高居壟斷地位的跨國信息寡頭操縱媒介、引導輿情、掌控文化制高點與敘事權。通過信息傳播實現對普世價值的偷換和對非西方文化話語體系的遮蔽，通過品牌符號與消費品暗示西方文化價值觀與生活方式的優越性，也將文化霸權提高到一個更加危險的高度。配合全球媒介產銷機制包括平臺、大數據算法等，文化侵略、精神殖民的威力、速度和輻射面大大增幅了。

從 歷史上看，全球知識規劃作為圍繞知識而形成的法律政治治理體系，始終緊跟“知識—資本”循環擴張機制的歷史性演進而發生變化。我們以知識產權制度的重大變革為分界點，大致可以將其劃分為三個階段：(1)以15世紀末航海大發現為起點，服務于國際競爭、全球殖民的知識生產體系和知識產權制度逐漸建立和發展起來；(2)以19世紀末《伯爾尼公約》和《巴黎公約》的簽訂為分水嶺，達成了“知識產權國際化”,并不斷擴張；(3)以1994年TRIPS協議的出臺為里程碑，鞏固了第二階段的成果并將其加強為“知識產權全球一體化”,配合了資本的自由 流動。

從世界史來看，全球知識規劃是早期歐洲國家為了適應國際競爭而建立和發展起來的世界性知識治理體制，包括面向全球爭霸的知識收集、知識創新和知識產權制度。被納入金錢關系之后，知識生產以雇主在軍事上、經濟上的現實利益為導向，至今亦然。14知 識積累本是資本積累的前提、共謀和受益者，均由剝奪來實現。資產階級對變革戰爭工具、生產工具的急迫需求，催生了科技革命和工業革命。對知識的全球化管理是由將知識成果大量以產權形式排他性獨占的帝國主義壟斷行為所主導的，是維護技術優勢的必然要求，客觀上適應了、推動了資本主義社會經濟的發 展。

隨著知識產權的國際化，乃至以TRIPS協議誕生為標志的全球一體化，知識進一步成為中心國家出于“知緣戰略”邏輯來塑造世界體系的戰略工具。TRIPS協議由于一系列嚴重后果而招致了世界范圍內的廣泛批評。賽爾(Susan K. Sell)揭示了TRIPS簽訂背后跨國企業與政府合謀的政治活動，將全球資本主義的戰略目的、觀念、經濟脅迫與涵蓋知識產權在內的全球經濟制度規劃聯系起來，挑明后者將私權上升為國際法的本質。15

全球知識規劃作為發達國家主導構建的國際性法律政治上層建筑，貫穿于西方資本主義殖民化—現代化的整個發展過程，并在當今數字時代進一步極端化，以過度保障知識產權獨占性、私利性的方式最大化了少數發達國家及全球知識壟斷集團的利益，成為了資本擴張的合法掩護。這一歷史進程的苦果，表現為人類公共利益不斷受到蠶食，尤其是資本主義世界體系中的外圍國家，即原來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和現在的發展中國家，始終在知識領域受制于人，導致技術“硬實力”和文化“軟實力”上的雙重“知識依附”,從而墜入貧困和發展陷阱。在可預見的未來，對知識這種關鍵性生產資料的私人占有，將與大幅擴大的社會化生產之間發生越來越激烈的對抗，數字資本主義根本性的內在矛盾決定了帝國必將走向崩裂。

三、虛實相生的權力架構：知緣戰略與地緣戰略的配合

知識的“圈地運動”暗示對知識的空間化想象，而這有著悠久的歷史?！啊I域’(field)一詞，是知識具有啟發性的隱喻，它在西方文化中存留已久，早至西塞羅時期?！I地誡命’(territorial imperative),過去和現在在知識界以及政治學和經濟學界依然重要?！?6知識的空間隱喻表達了一種對待知識的特殊方式：知識被理解為能夠進行劃界、圈占的“領土”,需要動用權力、謀略、利益關系、軍事力量等來加以防衛。當領土意識從物理空間延伸到抽象的知識維度時，知識也以一種空間化的方式被設想了。如同封建領主，占有知識領土的知識領主也掌握著相應的權力。這正是達沃豪斯和布雷斯韋特稱當代資本主義為“信息封建主義”的原因。

領土一旦被占領，就形成了壟斷特權。達沃豪斯指出：“從發明的角度來說，創新就是用壟斷體系在一種技術實踐上創造絕對的權力，從而為王國的統治帶來好 處?！?7對 某一些關鍵性的新知識、新技術的獨占，就相當于對一片黃金地段、一段海上必經航道的壟斷經營，能夠產生遠遠超出平均利潤率的收益，并且得以坐享高額的租金。如知識產權許可使用費“知識租”就來自于對知識領土的所有權，是知識經濟形態中的重要租金形式，其運作機制、榨取方式非常類似于馬克思所說的具有拜物教性質的資本主義地租，兩者都是僅僅由于占有了所有權就能自動實現資本增 殖。18

對知識領域的領土意識一旦形成，“地緣戰略”的國際競爭模式就順理成章地朝知識領域延伸，形成“知緣戰略”的全新競爭邏輯。大衛·哈維在多年前就注意到，技術優勢已被視作地理區位優勢的替代，這就意味著，資本主義權力的領土邏輯在當前由知識主導生產再生產的社會經濟形態中，已經從具象的地理空間延伸到了抽象的知識空間。19因此，“知識拜物教”其實也能被理解為一種另類的“空間拜物教”。這里所謂的空間，是人們對知識領域加以空間化理解所形成的抽象空間，而權力的領土邏輯也在此發揮著強大效力。知緣戰略既是地緣戰略的延續和升級，也是對地緣戰略運用的配合：對地理空間之戰略要沖的爭奪，與對知識空間之技術—文化高地的爭奪，形成相輔相成的關系。在這個意義上，各國圍繞知識的戰略競賽實際上也可以被稱作一種“知備競賽”。

知識本身作為一種財產能夠被占有，并且受到知識產權體系所保護，是生產關系變革的產物。產權是通過財產歸屬關系來界定人與人之間關系的一種規范，也就是以物的關系來確定和呈現人的關系。資本主義物權、產權是排他性、獨占性的，對物的占有越集中，壟斷性的社會權力就越大，甚至能夠達到支配世界體系的程度。人的權力取決于物，這樣的社會關系結構，就使物達到了馬克思所說的“物神形態”。而當知識就能完美充當這種物的時候，?？滤f的“知識—權力”裝置就必然誕生。知識與權力組成不可分割、互聯共生的二合一的復合體，被當作一種遵循市場真理、與治理實踐相結合的社會統治機制來運用。20這里，我們再次明確了這一點：在知識拜物教中，知識物神是因其“有用性”而被當成工具來使用的，求知活動在金錢關系中表現為工具理性下的精確利益謀劃，而不是純粹、自由、充滿快樂的生命實踐。

在西方“知識—資本”互相喂養、循環壯大的系統架構中，知識作為工具是服務于資本增值的，因此它就必然表現為對人來說完全異己的社會權力，成為資本統治/奴役人的共謀。這在以往的幾百年歷史中已經實實在在催化了人類的分裂，加劇了世界的兩極分化、貧困和不平等問題。薩米爾·阿明(Samir Amin)繼承了由拉美學者普雷維什(Raúl Prebisch)開創的“中心—外圍”分析方法，指出在現行的世界體系中，中心國家掌握了“五大壟斷力”,分別是：“技術壟斷”“對世界金融市場的金融控制”“對全球自然資源開發的壟斷”“媒體和通信壟斷”“對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的壟斷”。21我們清楚地見到，這些壟斷力都是通過對某種物的占有而凝聚起來的，致使人不得不從屬于這種異己的社會力量。

從歷史維度來看，這五大壟斷力不正是西方延續幾百年的“知識—軍事—資本”一體化循環壯大機制的歷史產物嗎?不難發現，“技術壟斷”“媒體和通信壟斷”直接來自于“知識壟斷”;“對全球自然資源開發的壟斷”“對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的壟斷”直接受益于長期的殖民統治和軍事強權，因而間接來自于“知識壟斷”,畢竟科學技術是軍事力量的基礎，而后者又是殖民統治的前提；“對世界金融市場的金融控制”是跨國金融資本的壟斷，而美元的強勢地位和國際信用顯然也是由軍事上、政治上的強權來保障的，最終同樣可以追溯到“知識壟斷”。因此，在我們看來，對知識領域的長期壟斷就是中心國家這“五大壟斷力”的力量來源，而“知識—資本”的“物神形態”就是全球帝國式權力的根基所在。

“知識就是力量”這句名言仍無比鮮活地揭露出當前世界體系中以“力量”也就是以“知識”來劃分等級地位的事實。這一點自幾百年前開始就始終是世界體系中公開的秘密。通過知識積累、創新和壟斷來獲得實力，從來都是中心國家的陽謀。強調所謂“基于規則的國際秩序”,試圖“從實力的地位出發”同他國對話本是美國一貫做法。正因壟斷力量根源于知識，所以“中心—外圍”的等級秩序是根據全球知識鏈上的地位而確定的。這就擺明了在這種由壟斷力量所規定的全球化價值規律的運行框架中，中心國家的政治考量必定基于“知緣戰略”邏輯。

在這一全球秩序中，各國政治經濟實力嚴重不均衡，所能把握的發展機遇顯然是極不平等的。只有掌控關鍵知識產權組合、占據高端知識鏈、有實力在知識領域進行巨大投入的大公司、發達國家，才有機會收獲更豐厚的回報。反之，相對貧困的發展中國家不僅缺乏知識積累、投入資金和成熟創新模式，還需要承受“知識租”的巨大負擔，難以扭轉“知識依附”的局面?，F行的全球秩序表面上以自由、公平為原則，卻長期以來默許強者通吃、兩極分化。同時，知識寡頭憑借對信息—文化領域資源的集中占有、壟斷，推動了文化控制，將美式企業文化的價值觀通過全球傳媒分銷網絡傳播出去，正逐漸蠶食、收編以公共福利為宗旨的社會價值觀。這種廣受批評的文化帝國主義恰恰是全球知識規劃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它為現行保護技術先進國利益的全球秩序提供了文化意識形態層面的辯護和掩蓋。而發展中國家缺乏獨立自主的知識體系，在接受發達國家推薦的現代化道路后，屢屢落入發展陷阱。

總之，當世界進入知識經濟形態后，“知備競賽”的行事方式越演越烈，“知緣戰略”早已擺上明面。圍繞知識產權、核心技術來打造鎖鏈、壁壘，運用文化敘事制造對立、強行抹黑，對后發趕超型國家如中國進行圍追堵截，是美國維護全球霸權的長期手段。從某種意義上說，“知緣戰略”就是在知識空間中獲得新生的“地緣戰略”,是一種新形態的“地緣戰略”。由于知識經濟和金融資本的發展及核平衡的存在，戰爭的主陣地從地理空間逐漸轉移到了知識領域和金融市場，表現為持續拉鋸的科技戰、貿易戰、金融戰、文化戰。不過，即便交通和通訊基礎設施的變革大大縮小了地理區隔，但地理空間依然對知識生產起著重要作用，無論如何，知識生產者、技術設備、產業鏈等均有地域性。在技術—文化帝國的國際治理環境中，無數案例表明，知緣戰略與地緣戰略總是在“虛實相生”的全方位權力架構中被配合運用。

余論：崩裂中的帝國

由西方主導、基于全球知識鏈的技術—文化帝國具有強制性、剝奪性、等級化等特征。理想中的，或者說，我們想要探索的，是合理、公正、普惠的知識治理體系，能起到保護權益、鼓勵創新、互利共贏的效果。但是，現行全球知識規劃尤其是后TRIPS時代知識產權的過度保護和無情擴張，具有濃厚的技術—文化霸權主義色彩，中心國家得以鞏固霸權、高筑壁壘、選擇性授權、打壓后來者，甚至公然進行“長臂管轄”,如“阿爾斯通事件”“華為事件”“芯片法案”,強迫他國及其企業和個人服從。

技術—文化帝國之權力架構的底層邏輯就在于知識在當前知識經濟形態中所具有的物神性，吸納了知識的資本在邏輯上必然需要推進這一世界性的制度規劃來完成自身的單極擴張。于是，這一整套依據世界維度的治理合理性而構造出的包含全球價值鏈、產業鏈、經貿規則、文化敘事等在內的社會權力裝置，始終優先維護知識財產占有人和投資人的利益。權力的領土邏輯與資本主義邏輯相互交織，從地理空間延伸到想象中的知識空間，不斷加劇著世界的兩極分化。這導致廣大發展中國家及其人民不得不長期處于“知識依附”狀態，既被壓制在價值鏈的底端，又被強加了不合理的社會建制，還遭到文化與意識形態滲透，承受著被剝奪、被無知化的不公待遇。

帝國式的全球性知識管控，最終造成的局面實際上是“雙輸”的，不僅外圍國家由于殖民史和依附狀態而普遍面臨發展質量低、效率低、生態環境惡化、貧困和不平等問題，即便中心國家美國亦是輸家：一般制造業大量外移，中產階級就業減少，盡管憑借著高科技壟斷和金融壟斷得以從全球榨取財富，以占有全球勞動所創造的價值來為自己買單，但由于分配嚴重不均，這些收益極大部分均為少數權力精英所攫取，絕大多數普通民眾并未得到分享，生活水平停滯不前甚至發生倒退。同時，實體產業的大量外移和利潤率下降，也使得過剩資本大量流入虛擬化的金融市場，造成嚴重的高估值和泡沫化，系統性危機不斷加深。而美國管理危機的手段又只能是不斷將危機延后或轉移至其他國家，造成循環惡化，使世界經濟更加泥足深陷。

眾所周知，過度的壟斷保護將抑制創新。很多學者如達沃豪斯、賽爾、斯蒂格利茨等早就發出強烈質疑，美式知識產權制度相比于鼓勵創新，恐怕更傾向于扼殺創新。新自由主義理念忽視了市場不公平競爭對社會和人民帶來的嚴重負面影響，而是放任資本寡頭和壟斷利益“自由發展”,導致市場集中度快速上升，創新效率大打折扣。斯蒂格利茨指出，國民致富只有兩種途徑，通過學習和創新來“創造財富”才是真正的途徑，靠掠奪剝削來“榨取財富”的致富方式不可持續。22當世界總體上的創新活動受到抑制，“創造財富”的動力就受到了損害，這進一步導致“榨取財富”加劇，從而陷入惡性循環。亞倫·斯沃茨(Aaron Swartz)以其非凡的一生為人們揭露了宣稱自由、開放的互聯網具有何等的封閉性和壟斷性，知識共享的大眾福利只是一個數字化烏托邦。其癥結仍然在于資本主義根本性的內在矛盾：知識資本作為重要生產資料大量由私人集中占有，與數字時代不斷擴大的社會化大生產之間，矛盾越來越尖銳。正因日漸顯現的“雙輸”后果，西方主導下的全球知識治理體系已經成為制約全球發展的一大因素，受到了國際社會的廣泛批評。

國際事態的發展也印證著“雙輸”后果及其不可持續性?！爸R—軍事—資本”三大互相扶持的霸權支柱朽態盡顯，第三世界進一步崛起，南南合作蓬勃發展，這都昭示著技術—文化帝國正在走向崩裂。在帝國權力的根基即“知識—資本”的“物神形態”中，對知識的“資本主義應用”表現為從屬于資本單邊擴張的“濫用”,亦即，知識創新、產權保護、文化敘事等均是“以物為本”的。這在歷史上曾推動了資本主義帝國的崛起，如今已嚴重阻礙了人類知識的創新與交流，與世界人民公平公正進行知識分享、攜手共進的共同訴求背道而馳。一系列觸目驚心的歷史后果越來越強烈地反噬著帝國本身，使其已事實上步入了黃昏。

隨著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展開，世界多極化、國際關系民主化已是大勢所趨。探索知識的“善用”方式，促使“以物為本”即服務于資本單邊擴張的“知識—資本”循環壯大機制轉變為真正“以人為本”的社會服務系統，確保私人權利與公共利益相平衡，使由人創造的知識真正服務于世界人民的共同福祉和前途命運，將是超越技術—文化帝國、開創新型知識治理體系、攜手邁向美好生活的關鍵一步。且中華文明的價值體系有望為全球新秩序的構建提供寶貴的思想資源。中國式現代化的歷史性成就舉世矚目，與西方式殖民化—現代化道路形成鮮明對照，開拓了發展中國家走出貧困和不平等陷阱的路徑，為創建以人類命運共同體為共識的新型全球格局做出了重大貢獻。中國與國際社會共同追求公平正義、合作共贏的現實運動，有著廣闊的發展前景。

【注釋】

1《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第92—93頁。

2需要強調的是,“拜物教性質”是一種客觀的物質形式的性質,必須與主觀的意識形式的“拜物教觀念”做明確的區分。馬克思本人在《資本論》及其手稿中其實很少直接說商品拜物教、貨幣拜物教、資本拜物教,而是說商品、貨幣、資本具有拜物教性質。馬克思也清晰地區分了“資本的物神形態”和“資本物神的觀念”。由于資本的拜物教性質非常顯眼,以至于馬克思總是直接用“物神”(Fetisch)而不是“拜物教”(Fetischismus)來形容資本。

3 利奧塔爾:《后現代狀態》,車槿時譯,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11,第13頁;第14頁。

4德魯克:《后資本主義社會》,傅振焜譯,北京:東方出版社,2009,第146頁。

5參見丹尼爾·貝爾:《后工業社會的來臨》,高铦等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84,第20頁。

6Cf.David Harvey,The Condition of Postmodernity:An Enquiry into the Origins of Cultural Change,Oxford:Blackwell,1989,p.147.

7參見亞當·斯密:《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上卷,郭大力、王亞南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72,第93頁。

8參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第102頁。

9彼得·德魯克:《后資本主義社會》,傅振焜譯,北京:東方出版社,2009,第146頁。

10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第91頁;第91頁。

11參見吳漢東:《知識產權精要:制度創新與知識創新》,北京:法律出版社,2017,第10頁。

12 參見彼得·德霍斯:《知識財產法哲學》,周林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17,第231頁;第148頁。

13James Boyle,The Public Domain:Enclosing the Commons of the Mind,London:Yale University Press,2008,p.42.

14Cf.David Kaiser,“Discovery is Always Political”,Nature,7775 (2019),pp.487-490.

15參見賽爾:《私權、公法——知識產權的全球化》,董剛、周超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8。

16伯克:《知識社會史(上卷):從古登堡到狄德羅》,陳志宏、王婉旎譯,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16,第91頁。

17達沃豪斯:《知識的全球化管理》,邵科、張南譯,北京:知識產權出版社,2013,第79頁。

18參見馬傳兵:《無形資本論——用馬克思資本邏輯對知識經濟的新闡釋》,北京:人民出版社,2019,第73頁。

19Cf.David Harvey,The New Imperialism,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3,p.98.

20屠音鞘:《從社會瘟疫到瘟疫意象——論馬克思與?？聦Y本主義統治形式的批判》,《馬克思主義哲學》2021年第2期。

21參見阿明:《全球化時代的資本主義——對當代社會的管理》,丁開杰等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6,第4—5頁。

22參見斯蒂格利茨:《美國真相》,劉斌、劉一鳴、劉嘉牧譯,北京:機械工業出版社,2020,第50頁。

原載：《馬克思主義哲學》 2023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