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 

　　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始于其文本被翻譯為漢語之時?！顿Y本論》片段的翻譯開啟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之門。漢譯文本打開了新的意義空間，它與原文的意義分殊使得中國的馬克思主義成為“漢傳馬克思主義”，但還不足以使其成為“中國化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馬克思主義以原創性成果的出現為首要標志。大革命時期，陳獨秀把馬克思論述西歐道路的“兩個決不會”移植于中國，提出了“二次革命論”，既不合于中國現實，又缺乏原創性。大革命的失敗，倒逼中國共產黨人以唯物辯證法為指導，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探索中國革命的新路。1927年開啟的唯物辯證法的大流行為“兩個結合”奠定了思想基礎和邏輯前提，使中國馬克思主義的原創性成為可能，故可以稱為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元年以及中國馬克思主義元年。“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和新民主主義理論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第一次飛躍過程中產生的原創性成果。它們的出現，標志著中國化馬克思主義的初步形成。 

　　「關鍵詞」馬克思主義中國化；中國化馬克思主義；漢傳馬克思主義； 

　　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并非單數而是復數，在歷史上曾經以不同的理論形態和知識體系出現。人們通常認為，在中國傳播的第一個馬克思主義哲學體系是唯物史觀。實際上，在這一體系傳播之前，社會進化論體系已經存在了一段時間，它是隨著李提摩太和蔡爾康節譯的《大同學》進入中國的。傳播這種體系的有資產階級改良派、資產階級革命派、無政府主義者、社會民主主義者等，他們并不真正信仰馬克思主義，所以也不會把它作為認識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思想武器。中國共產黨人能夠自覺地運用唯物史觀指導國民革命，但由于受到各種主客觀條件的限制，把“應用”變成了“照搬照抄”。（公眾號：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大革命的失敗，倒逼中國共產黨人以唯物辯證法為指導，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以下簡稱“兩個結合”），探索中國革命的新路。“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第一次飛躍過程中辯證唯物主義中國化的代表性成果。新民主主義理論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第一次飛躍過程中歷史唯物主義中國化的代表性成果。它們的出現，標志著中國化馬克思主義的初步形成。從馬克思主義開始中國化到中國化馬克思主義的初步形成，理論形態經歷了從社會進化論到唯物史觀再到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演變，實踐進程則經歷了從拒斥馬克思主義到照搬馬克思主義再到辯證對待馬克思主義的演變。本文將從學術史的角度梳理、探究這一過程。 

　　一、《資本論》片段翻譯的開端意義 

　　如果有人把一本馬克思的著作帶到了中國，而沒有中國人以母語來翻譯、理解、解釋其中的思想，那么這能否稱為中國馬克思主義呢？顯然不能。歷史地和邏輯地看，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始于其文本被翻譯為漢語之時。簡單一點說，“中國化”始于“中國話”。文本（text）不一定是完整的作品，只言片語也可以稱作文本。 

　　1899年，《萬國公報》連載李提摩太、蔡爾康節譯的《大同學》，這是迄今為止發現的最早提及馬克思名字及其學說的中文文獻。雖然也有學者相信，《泰西民法志》（底本是Thomas Kirkup的A History of Socialism）介紹馬克思主義更早一些（1898年），但至今尚未發現可以佐證的實物?！洞笸瑢W》第一章援引了馬克思著作中的一段文字：“糾股辦事之人，其權籠罩五洲，突過于君相之范圍一國。吾儕若不早為之所，任其曼延日廣，誠恐遍地球之財幣，必將盡入其手。然萬一到此時勢，當即系富家權盡之時。何也？窮黎既至其時，實已計無復之，不得不出其自有之權，用以安民而救世。”正是這段文字的翻譯，開啟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之門。學術界流行的看法是，它由《共產黨宣言》中的某些片段連綴編譯而成，不少著作、文章甚至斷言：“糾股辦事之人，其權籠罩五洲，突過于君相之范圍一國”現在翻譯為“資產階級，由于開拓了世界市場，使一切國家的生產和消費都成為世界性的了”。 

　　《大同學》的底本是頡德（Benjamin Kidd）的《社會進化》（Social Evolution）。遍查此書，僅能找到兩處馬克思著作的引文，均出自英文版《資本論》（Capital）。全書未提到《共產黨宣言》，因此，它不可能成為前述譯文的來源。出自《資本論》的兩處引文，一處極短，無論在篇幅上還是文意上均不匹配，另一處較長，推測為前述譯文的原文： 

　　Along with the constantly diminishing number of the magnates of capital，who usurp and monopolise all advantages of this process of transformation，grow the mass of misery，oppression，slavery，degradation，exploitation；but with this，too，grows the revolt of the working class，a class always increasing in numbers，and disciplined，united，organised by the very mechanism of the process of capitalist production itself. The monopoly of capital becomes a fetter upon the mode of production，which has sprung up and flourished along with and under it. Centralisation of the means of production and socialisation of labor，at last，reach a point where they become incompatible with their capitalist integument. This integument is burst asunder. The knell of capitalist private property sounds.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將其翻譯為：“隨著那些掠奪和壟斷這一轉化過程的全部利益的資本巨頭不斷減少，貧困、壓迫、奴役、退化和剝削的程度不斷加深，而日益壯大的、由資本主義生產過程本身的機制所訓練、聯合和組織起來的工人階級的反抗也不斷增長。資本的壟斷成了與這種壟斷一起并在這種壟斷之下繁盛起來的生產方式的桎梏。生產資料的集中和勞動的社會化，達到了同它們的資本主義外殼不能相容的地步。這個外殼就要炸毀了。資本主義私有制的喪鐘就要響了。”《大同學》援引馬克思著作是在第一章，而這段話出自《社會進化》的第八章?！渡鐣M化》第一章以轉述的形式介紹了馬克思學說，《大同學》第八章對馬克思的思想亦有涉獵，二者內容相差無幾。 

　　前述兩個中文版本的譯文，雖有文言白話之分、意譯直譯之別，但它們所表達的中心思想是一致的。所謂“糾股辦事之人”乃指“資本巨頭”，他們在全球進行經濟擴張，比“君相”的權力還要大，后者的影響不過限制在一個國家的范圍之內。壟斷資本主義導致無產階級受剝削壓迫程度進一步加深，必然引起暴力革命并推翻資本主義制度。通過比較《社會進化》和《大同學》的相關段落，我們可以得出結論，《資本論》而非《共產黨宣言》的片段最早被翻譯為漢語，標志著馬克思主義（哲學、政治經濟學、科學社會主義）中國化的開端。就哲學來說，它包含社會基本矛盾理論、階級斗爭理論以及世界歷史理論等唯物史觀基本原理。 

　　馬克思主義著作初傳入中國之際，很多翻譯都帶有編譯的性質。譯文與原文有明顯差距。漢語版相對于原版來說，顯然是“另一個版本”。即便后來更為貼近原文的翻譯，仍然受制于目標語言和源語言的巨大差異，所以仍然是“另一個版本”。無論是初期采用的漢語固有詞匯，還是后來從日文中借來的詞匯，這些譯語與源語言相比，在意義和功能方面都難以完全吻合。以“bourgeois”和“proletarian”的漢譯為例?！洞笸瑢W》將它們譯作“富家”與“窮黎”，朱執信1905年翻譯的《共產黨宣言》片段中則將它們譯作“豪右”和“細民”，再后來，李大釗從日語中借來了“有產者”（稍后譯為“資產者”）和“無產者”。這些術語都難以把它們和生產資料的不同關系揭示出來。漢語中的“產”，總是首先讓人聯想到“財產”（property），也就是生活資料，而馬克思的“產”與“生產”（production）的關聯度更高，所以主要指生產資料。無產階級盡管有了財產，但只要不占有生產資料仍以出賣勞動力為生，那么他們的無產階級身份就沒有改變。在漢語語境中，似乎無產階級有了財產就不再是無產階級了。在德語、英語、法語語境中，引起這種誤解的可能性會大大降低。 

　　李提摩太在《大同學》節譯本序言中指出：“惟中西文法不同，不必句翻字譯，故僅節取各章中扼要語，臚舉無遺。”因為“中西文法不同”，所以即便是逐字逐句地翻譯，也很難忠實再現原文的意義。在談到翻譯標準時，很多人會列舉嚴復的“信、達、雅”。其實，嚴復在提及它們時，并不是在討論翻譯標準，而是在感嘆翻譯的困難。“譯事三難：信、達、雅。求其信已大難矣，顧信矣不達，雖譯猶不譯也，則達尚焉。”忠實是很難做到的，如果只顧追求忠實而忽略了文意的通順，那么翻譯和不翻譯也就沒有什么區別了。所以，比較而言，達更重要。而要做到文意的通順，只能采用意譯的方式。詞句的顛倒附益，意義的取便發揮，都是正常的。譯文與原文之間的意義距離，不僅僅是語言本身的差異造成的。有時候，意識形態因素也在一定程度上塑造譯文的面貌。李提摩太深知“華人亦有步外國之后，而同受其迷者”，希望翻譯《大同學》而讓中國的有志之士“俯賜披覽”，避免走西方的舊路，所以強化了頡德思想中“節性以救進化之弊”的方面。嚴復翻譯的《天演論》加了大量按語，對譯文進行了斯賓塞主義的改造，強化了“物競天擇”“優勝劣敗”觀念，增添了較為濃重的社會達爾文主義色彩，目的是“自強保種”“鼓民力、開民智、新民德”。 

　　這里之所以討論翻譯標準問題，無非想證明這樣一個觀點：譯文不等于原文，譯文是原文基礎上的再創作。翻譯的限度和不確定性導致了筆者所稱的“引用困境”（quotation dilemma）或“引號悖論”（dilemma of quotation marks）。當我們引用馬克思的“原文”時，引號之內的應該是“原文”，例如德文、英文、法文等等，是作者的話，而不應該是“譯文”（漢語）——譯者的話。大多數人把外文作品的譯文放進引號的時候，并沒有意識到這樣做有任何不妥。然而，就引號的定義來說，這樣做確有不妥。將譯文而非原文放進引號的做法產生了“引用困境”或“引號悖論”——非引用的內容與引用的形式相矛盾。國內學者做馬克思、恩格斯思想研究，多以中文版《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為依據，其實中文版只是“橋梁”，它的意義在于將我們引向原文。 

　　社會進化論是馬克思主義哲學在中國的第一個理論形態。達爾文的進化論為馬克思主義的階級斗爭理論提供了自然科學依據，但后者絕非前者在社會領域的簡單應用，馬克思主義也不是任何意義上的社會達爾文主義。唯物史觀可以視為某種社會進化論，特別是就它對歷史發展過程的描述而言，但是比較來說，社會進步論這一名稱更為恰當。進化與進步的根本區別在于是否存在目標參照物。進化沒有明確的目標，而進步則有。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社會進化論形態隨著《大同學》進入中國，1919年后與唯物史觀形態合流，并一直持續到大革命失敗，差不多存續了30年的時間。（公眾號：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它提出的一個問題在這30年中反復出現，那就是“進化說”與“革命說”的關系。蔡和森與陳獨秀曾對此專門展開討論。1921年2月，尚在法國勤工儉學的蔡和森給《新青年》主編陳獨秀寫信，稱“馬克思主義的骨髓在綜合革命說與進化說（Revolution et evolution）”。在進化說與綜合革命說之間，蔡和森明顯偏向于后者，甚至主張在資本主義勃然而興于中國之前，“無產階級先發制人，取其利而避其害”。從陳獨秀的復信來看，雖然他也同意“綜合革命說”，但在進化說和綜合革命說之間，他明顯偏向于前者。這種傾向與他的“二次革命論”是一致的。 

　　二、“兩個決不會”影響下的“二次革命論” 

　　陳獨秀認為，人類歷史的發展遵循一定規律，沿著一定道路、方向、階梯進化，不能躐等，中國也難以獨異。“人類治生方法”的次第變更發展，由簡單而復雜，造成了不同的經濟組織的次第變更發展，社會一切組織亦隨之進化。人類社會由“游牧酋長時代”到“封建時代”“資產階級時代”，再到“無產階級時代”，這些時代的演進是歷史的必然，非人力可以阻擋。雖然在空間上各民族“進化之遲速大相懸絕”，但是在時間上“進化的歷程恒次第不爽”。從這些論述來看，陳獨秀無疑堅持了馬克思主義關于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的唯物史觀基本觀點。但是，他對唯物史觀的理解具有明顯的機械化傾向。“我們相信只有客觀的物質原因可以變動社會，可以解釋歷史，可以支配人生觀，這便是‘唯物的歷史觀’”。“唯物”的“唯”被解釋為“只有”，“客觀的物質原因”即“物”的核心要義被解釋為“經濟”，所以“唯物史觀”即“經濟史觀”。在物質條件（經濟條件）沒有成熟的情況下，“如果我們妄想我們的宣傳他本身的力量可以打倒軍閥，可以造成平民革命，可以打破國際資本主義，我們還配談什么唯物史觀！” 

　　同那個時代中國的其他馬克思主義者一樣，陳獨秀能讀到的馬克思經典著作（譯本，包括節譯本）非常有限。在題為《馬克思學說》（1922年4月23日）的演講中，他提到介紹唯物史觀的三種著作：《哲學的貧困》《共產黨宣言》和《〈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其中一段文字值得高度注意，它明顯來自《〈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一個社會制度，非到了生產力在其制度內更無發展之余地時，決不會崩壞。新制度之物質的生存條件，在舊制度的母胎內未完全成立以前，決不能產生，至少也須在成立過程中才能產生。”現在的譯文是：“無論哪一個社會形態，在它所能容納的全部生產力發揮出來以前，是決不會滅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產關系，在它的物質存在條件在舊社會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決不會出現的。”通過對比這兩段文字，我們可以發現一個有趣的挪用現象。“至少也須在成立過程中才能產生”這層意思是原文沒有的。大概在陳獨秀看來，馬克思說得太滿了、太絕對了，所以要加一點“修正”。 

　　“兩個決不會”成為“二次革命論”的理論來源。“我們不是烏托邦的社會主義者，決不幻想不經過資本主義，而可以由半封建的社會一跳便到社會主義的社會。”陳獨秀認為，中國的封建制社會已經嚴重阻礙了生產力的發展，再加上帝國主義的侵略，所以這種制度肯定是保持不住的。中國產業還未發達，工人階級不但在數量上很幼稚，而且在質量上也很幼稚，因此工人階級在國民革命中只是重要分子，而不是獨立的革命勢力。“統率革命的資產階級，聯合革命的無產階級，實現資產階級的民主革命。”經過資產階級性質的革命，資本主義制度得以建立，而這種制度在它所容納的全部生產力發揮出來以前，是不可能被推翻的，所以無產階級還要等待，一直等到社會主義生產關系的物質條件在舊社會的胎胞里成熟，或者按照陳獨秀的說法，至少在成熟的過程中，那時才會有社會主義革命的條件。 

　　如何理解“二次革命論”中的“二次”？“二次”顯然指“資產階級性質革命”與“無產階級性質革命”這兩次。由封建社會到社會主義社會必須經過這兩次革命的主張，是不是可以稱為“二次革命論”呢？顯然不可以。這里的關鍵在于資產階級性質革命的領導權和兩次革命之間資本主義社會是不是經過了充分發展。如果資產階級發動革命奪取政權，然后搞資本主義，經過充分發展后，無產階級再發動革命奪取政權，搞社會主義，那么這是典型的“二次革命”。如果沒有充分的時間保證，那么就沒有資本主義的充分發展；如果沒有資本主義的充分發展，那么就談不上“二次革命”。俄國1917年二月革命到十月革命，中間只有半年多的時間。在這段時間里，不可能有資本主義的充分發展，加之兩次革命的領導者都是布爾什維克黨，所以俄國革命并不是“二次革命”，而是“不斷革命”。 

　　《中國共產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以下簡稱《宣言》）是“二次革命論”指導下的產物。“民主主義革命成功了，無產階級不過得著一些自由與權利，還是不能完全解放。而且民主主義成功，幼稚的資產階級便會迅速發展，與無產階級處于對抗地位。因此無產階級便須對付資產階級，實行‘與貧苦農民聯合的無產階級專政’的第二步奮斗。”但是，《宣言》也保留了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急轉直下”的可能性：“如果無產階級的組織力和戰斗力強固，這第二步奮斗是能跟著民主主義革命勝利以后即刻成功的。”在《中國國民革命與社會各階級》一文中，陳獨秀表達了類似的思想：“在普通形勢之下，自然是資產階級握得政權；但彼時若有特殊的環境，也許有新的變化，工人階級在彼時能獲得若干政權，乃視工人階級在革命中的努力至何程度及世界的形勢而決定。” 

　　陳獨秀把唯物史觀（進化說）與俄國道路（革命說）看作兩種不同的東西。一個是馬克思的遺教，一個是現實的成功范例。相信哪一個？他經常搖擺于唯物史觀與俄國道路之間，或者說，搖擺于“二次革命論”與“不斷革命論”之間，以至于他的論述不時出現一些自相矛盾的地方。“搖擺”既有外在的原因，如共產國際的施壓和影響，也有內在的原因（主要的原因），如他把“兩個決不會”理解為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真理?？偟膩碚f，“二次革命論”占據了主導地位（到了晚年尤為如此）。雖然中國革命也許會出現急轉直下的局面，但是“這種未來的機會我們沒有預計的可能，也并沒有預計的必要，現在只有一心不亂的干國民革命”。 

　　唯物史觀與俄國道路沖突嗎？“二次革命論”與“不斷革命論”沖突嗎？回答這兩個問題（其實是一個問題的兩個方面）的關鍵，是弄清楚唯物史觀的強綱領和弱綱領之分。“兩個決不會”是唯物史觀的強綱領，但并不適用于俄國。在給查蘇利奇的復信（以及草稿）中，馬克思清楚地表明，《資本論》中所分析的資本主義運動的“歷史必然性”，“明確地限制在西歐各國的范圍內”。有一個細節值得注意，馬克思在“西歐各國”的下面加了著重號，無論在草稿中，還是在正式的復信中，都是這樣。這等于說，在西歐以外的地區，“五形態論”是不是適用，要看具體的歷史環境。米海洛夫斯基一定要把馬克思關于西歐資本主義起源的歷史概述徹底變成一般發展道路的歷史哲學理論，遭到了馬克思的強烈批評。在反思俄國以及其他非西歐地區發展道路的基礎上，馬克思提出了唯物史觀的弱綱領：“極為相似的事變發生在不同的歷史環境中就引起了完全不同的結果。如果把這些演變中的每一個都分別加以研究，然后再把它們加以比較，我們就會很容易地找到理解這種現象的鑰匙”。這意味著，唯物史觀并不提供“萬能鑰匙”，它的真理是“一把鑰匙開一把鎖”。 

　　“不斷革命論”是馬克思、恩格斯在探討相對落后的德國（較之于英法）革命道路時提出的理論。早在《共產主義原理》中，恩格斯就表達了初步的“不斷革命論”思想：“共產主義者為了本身的利益必須幫助資產階級盡快地取得統治，以便盡快地再把它推翻。”該思想在《共產黨宣言》中得到延續和貫徹。馬克思、恩格斯明確提出“不斷革命論”是在《共產主義者同盟中央委員會告同盟書》（1850年3月）中。這篇文獻指出，民主派小資產者希望在他們的要求實現后趕快結束革命，“而我們的利益和我們的任務卻是要不斷革命，直到把一切大大小小的有產階級的統治全都消滅，直到無產階級奪得國家政權，直到無產者的聯合不僅在一個國家內，而且在世界一切舉足輕重的國家內都發展到使這些國家的無產者之間的競爭停止，至少是發展到使那些有決定意義的生產力集中到了無產者手中”。“不斷革命”有三層基本含義：民主革命過渡到社會主義革命的不斷性，社會主義革命的不斷性以及國際革命的不斷性。它是馬克思、恩格斯的理論，也是列寧的理論。正是在“不斷革命論”的指導下，俄國革命才取得了成功。當然，俄國版的“不斷革命論”帶有自己的特點。 

　　三、唯物辯證法為“兩個結合”奠定邏輯前提 

　　漢譯文本打開了新的意義空間，它與原文的意義分殊使得馬克思主義成為“漢傳馬克思主義”，但還不足以使其成為“中國化馬克思主義”。按照筆者的理解，中國化馬克思主義是原生形態馬克思主義經過漢語世界的創造性轉化與創新性發展而形成的具有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的馬克思主義，應該以原創性成果的出現為首要標志。在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的歷史上，1927年是個重要的節點。在此之前，中國流行的馬克思主義哲學體系是社會進化論體系和唯物史觀體系，自此以后，流行的則是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體系。1923年，瞿秋白自蘇聯回國后在上海大學開設了相關課程，系統講授蘇聯馬克思主義哲學，明確提出辯證唯物主義（互辯律的哲學）是一切社會科學的方法論。在“一心不亂的干國民革命”的政治氛圍中，這種新哲學并沒有成為共產黨認識世界、改造世界的思想武器，更沒有走進普通民眾的生活。到了1927年，情況才發生了根本改變。1927年開啟的唯物辯證法的大流行為“兩個結合”奠定了思想基礎和邏輯前提，使得中國馬克思主義的原創性成為可能，故可以稱為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元年以及中國馬克思主義元年。 

　　郭湛波評論：“中國自一九二七年社會科學風起云涌，辯證唯物論的思想大有一日千里之勢”；唯物辯證法取代了杜威的實驗論理學和羅素的數學邏輯，成為“新思想方法”。譚輔之總結：“一九二八至一九三二年一短短的時期中，除了普羅文學的口號而外，便是唯物辯證法和唯物史觀之介紹。這是新書業的黃金時代。在這時，一個教員或一個學生書架上如果沒有幾本馬克斯的書，總要被人瞧不起的。”艾思奇回顧：“1927年，辯證法唯物論的洪流席卷了全國”，“掩蔽了全思想界”，開啟了“中國哲學的新時代”；“學者都公認這是一切任何學問的基礎，不論研究社會學、經濟學、考古學，或從事文藝理論者，都在這哲學基礎中看見了新的曙光”。按照艾思奇對中國哲學史的分期，1921—1927年屬“人生問題時代”，（公眾號：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1927—1930年是“唯物辯證法的極盛時代”。吳西岑如此描述“極盛時代”的狀況：“辯證唯物論”這個名詞，“成為中國思想界一個最流行的時髦名詞了，治社會科學的人，無論懂與不懂，總喜歡生吞活剝地把這個時髦商標貼在自己的貨色上，以求兜攬顧客”。1927—1938年，也就是從大革命失敗到斯大林的《論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進入中國之前的這段時間，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史上出現了一個辯證（法）唯物論時期或唯物辯證法時期。此時，人們普遍以這兩個名稱稱呼馬克思主義哲學，并且把歷史唯物主義納入以這兩個名稱命名的馬克思主義哲學體系，足以體現出馬克思主義哲學形態的轉換。 

　　那么，唯物辯證法為什么在1927年風靡全國？究其根本，乃起于對大革命失敗的哲學反思。譚輔之指出：“自一九二七而后，政治活動的路子碰了壁，于是有許多人就轉到學術思想的路上來。的確，行動在先，而思想在后。及到加以思想、反審，則感覺做政治運動是離不了理論工作。這時又深深感覺到舊的理論已成窳腐，不堪使用，于是群起介紹新興的哲學和社會科學。”王獨清也持同樣看法：“一九二七年的大革命給予一般民眾許多教訓，前進的智識分子便露了一個對過去革命檢討的企圖。不過要達到這層目的，卻非先有一個基本理論的建立不可。”大革命的失敗，使中國共產黨人認識到，解決“中國向何處去”的問題，僅僅依靠唯物史觀是不夠的，必須更完整掌握馬克思主義哲學才行，必須運用唯物辯證法分析中國的現實社會，形成真理性認識，以科學的理論指導實踐。中國社會性質和社會史論戰、《反對本本主義》、唯物辯證法和形式邏輯論戰、新啟蒙運動、《實踐論》《矛盾論》……經過這一系列環節，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內涵越來越豐富，基本途徑越來越清晰。 

　　彭康否認唯物史觀是經濟史觀。他指出，經濟史觀只泛泛地承認經濟要素的勢力，卻忽略了人是歷史的真正創造者。經濟史觀的哲學基礎是自然科學的唯物論，而唯物史觀的哲學基礎是辯證法的唯物論或唯物辯證法。在他看來，“歷史的進展要有人類意識的行動，而具體的表現是人類用勞動器具來改變自然。這是歷史真正的意義，這也是史的唯物論底核心”。唯物史觀的意義和價值，絕不僅僅在于提供了對歷史的解釋，而且在于提供了“人類怎樣創造歷史”的理論基礎，這也是更重要的方面。換言之，唯物史觀能使我們合目的地影響歷史，在一定范圍內支配歷史。辯證唯物主義者雖然否認意志自由，但注重人在社會變革過程中的主體地位，主張高揚人的意識的能動性，“要來的，趕緊促進它來！要去的，趕緊驅逐它去！”存在決定思維，唯物辯證法既是客觀世界運行的方法，也是思考世界和采取行動的方法。根據唯物辯證法的要求，應研究中國革命與世界革命的聯系，研究中國社會的變化發展，研究中國社會的具體矛盾。難能可貴的是，彭康已經注意到普遍性與特殊性這一對范疇對于中國革命的意義。唯物辯證法“根據特殊的情況做實際的分析，可是不拘束于特殊性，致忽略其與別個現象的必然的關聯而忘其全體性。——它不是‘見樹而不見林’”。 

　　蔡和森將批判的矛頭直指“二次革命論”。實際上，這一術語正是蔡和森的發明。他把陳獨秀視為中國的孟什維克派，認為兩者的理論沒有實質性差別。兩者都把資產階級民權革命與無產階級社會革命截然分開，中間橫插一個充分發展的資本主義社會，都認為社會主義革命需等到經濟條件成熟以后進行，而缺乏從民權革命轉變為社會主義革命的觀念。從蔡和森的分析可以看出，孟什維克的錯誤在于把馬克思關于西歐道路的論斷照搬于俄國。中國從民權革命轉變到社會主義革命，是否可以像俄國那樣快呢？對此，蔡和森給予了否定的回答。“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如中國與印度，農民占最重要的地位，還有嚴重的封建殘余，資本主義發展的程度低，不夠獨立的建設社會主義，必須社會主義先進國的幫助，所以這些地方從民權革命轉變到社會主義不能機械的想像如俄國一樣”。據此，蔡和森對瞿秋白主張的由民權革命直達社會主義的“一次革命論”也進行了批評，稱這種理論“混淆中國革命的性質”，“混淆無產階級政黨最低度黨綱（工農民權獨裁的）與最高度黨綱（無產階級專政的）的任務”。 

　　在八七會議上，毛澤東強調領導權問題、軍事問題和農民問題的重要性，響亮地提出“須知政權是由槍桿子中取得的”，體現了對中國革命道路的新思考。此后，他以唯物辯證法為武器，不斷破除教條主義，推動經典理論與現實的關系實現了“哥白尼式反轉”，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創造性地提出了“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和新民主主義理論。新民主主義革命論主張中國革命分兩步走，先是新民主主義革命，然后是社會主義革命。“第一個為第二個準備條件，而兩個階段必須銜接，不容橫插一個資產階級專政的階段，這是正確的，這是馬克思主義的革命發展論。”革命發展論是革命階段論與不斷革命論的結合。新民主主義社會論立足于中國社會的生產力性質和水平，立足于中國所處的國際環境，規劃了一整套中國特色的新民主主義社會經濟、政治、文化綱領。毛澤東之所以能夠成功地將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就在于“他在理論上敢于進行大膽的創造，拋棄馬克思主義理論中某些已經過時的、不適合于中國具體環境的個別原理和個別結論，而代之以適合于中國歷史環境的新原理和新結論”。 

　　值得注意的是，中國傳統辯證法也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做出了貢獻。中國傳統哲學中的辯證法和馬克思主義辯證法有很多類似之處，共享很多觀念，從大的方面來說也可以歸為某種形式的唯物辯證法。中國哲學的主流思維方式是辯證思維，西方哲學的主流思維方式是形式邏輯思維。所以，以辯證思維見長的馬克思主義哲學與中國傳統哲學有某種天然的親和力。中國傳統辯證法的變易觀念有助于破除對經典理論的迷信。“生生之謂易”（《周易·系辭上》），“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周易·系辭下》）。當經典理論在現實面前遭遇了失敗，就需要對其革故鼎新、發展創新，只有這樣，才能保持它的生命力。艾思奇就把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理解為一項在中國特殊條件下創造馬克思主義的事業。中國傳統辯證法作為“先驗結構”參與了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形態的塑造。比如，毛澤東認為，在唯物辯證法的三大規律中，對立統一規律是根本的，是辯證法的本質，其他規律和范疇都可以歸結為對立統一規律。從中可以看出中國傳統辯證法中的陰陽之道對毛澤東的影響。 

　　“兩個結合”并非同步進行的。第二個結合要明顯晚于第一個結合。眾所周知，中國共產黨自成立起就一直對傳統文化持總體上的批判態度，直到1938年10月，毛澤東才提出從孔夫子到孫中山的遺產都要繼承的思想。這中間的一個非常重要的轉折點是1936年下半年興起的“新啟蒙運動”。它是在日本侵略者利用中國傳統文化中的迷信、盲從等糟粕性因素進行文化奴役的背景下開展的一場文化救亡運動。一方面，它提倡以新哲學（辯證唯物主義）促進科學與民主觀念的傳播，繼續完成啟蒙任務；另一方面，它提倡發掘傳統文化中的積極因素并與新哲學相結合，揚棄舊文化，創造新文化。張申府指出，五四時代啟蒙運動的口號“打倒孔家店”和“科學與民主”對新啟蒙運動而言是不夠的，要加上“轉語”，變為“打倒孔家店，救出孔夫子”和“科學與民主，第一要自主”。新啟蒙運動對中國共產黨爭取文化領導權以及推動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建立發揮了積極作用，更重要的是，它把第二個結合納入了中國化范疇。 

　　毛澤東非常善于運用中國的成語典故、格言警句、詩詞歌賦、民間諺語、歷史故事、神話傳說闡發馬克思主義哲學的道理。以《實踐論》《矛盾論》為例：“失敗者成功之母”“吃一塹長一智”提醒人們，只要改正自己的思想使之符合于外界的規律性，就能變失敗為勝利；《三國演義》里“眉頭一皺計上心來”，背后是運用概念以做判斷和推理的工夫；“秀才不出門，全知天下事”在技術不發達的古代是一句空話，（公眾號：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在技術發達的現代，秀才的“知”只是間接經驗；“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比喻認識來源于實踐；“無源之水，無本之木”，形容那些不依賴于感性認識的理性認識；“去粗取精、去偽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描述從感性認識上升到理性認識的過程；“天不變，道亦不變”是形而上學思想；“知彼知己，百戰不殆”“兼聽則明，偏信則暗”強調必須全面看問題；《水滸傳》里宋江三打祝家莊的例子說明調查研究的重要性；“相反相成”表明相反的東西有同一性，斗爭性寓于同一性之中；等等。 

　　黨的二十大報告指出：“實踐告訴我們，中國共產黨為什么能，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為什么好，歸根到底是馬克思主義行，是中國化時代化的馬克思主義行。”從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到新時代中國化馬克思主義，中國共產黨經歷了百余年的艱辛探索。黨的歷史，就是一部不斷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歷史，就是一部不斷推進理論創新、進行理論創造的歷史。馬克思主義深刻改變了中國，中國也極大豐富了馬克思主義。在新時代，我們要更好把堅持馬克思主義和發展馬克思主義統一起來，繼續推進“兩個結合”，使馬克思主義呈現出更多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續寫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新篇章！ 

　　原載：《天津社會科學》2023年第4期 

　　來源：“思想火炬”微信公眾號2023-08-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