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學界有關馬克思主義經濟哲學研究中，資本哲學研究有兩個角度比較明顯，一是從當代中國資本實踐的整體把握出發，探討一些一般性的問題;二是從各個學科的基礎和前提進入，探討相關經濟學科的一些基礎性問題，或者不同經濟學科和哲學的關系問題。以中國資本實踐為基礎的整體探討和以不同學科資本研究的前提性問題的哲學概括，形成了中國馬克思主義資本哲學研究的主要范圍和領域。近年來，中國馬克思主義資本哲學領域有三個問題比較關鍵。第一，中國社會生活中的資本特性問題。這主要是在世界資本發展的語境中，探討中國資本的特性，并以此為基礎建構中國政治經濟學的中國特性。第二，中國資本和資本建構問題研究。在當代中國資本研究中有不同的路徑，比如資本建構和資本批判路徑。資本批判研究非常多，但很多與中國當代的資本實踐有一定甚至相當的距離。在中國的資本實踐中，國家的地位和作用很重要。這種資本和西方政治經濟學中的資本與市場有很大區別。有些探討是在建構性的創造意義上進行的，這是中國資本解釋區別于既有理論的一種努力。第三，在近年社會現實中，以互聯網為基礎的新資本以及互聯網資本與流量、數據等相結合，在具體運行中形成了算法誤導、數據抓取不當等問題，并進而試圖形成無序擴展，這成為引起民眾關注的問題，也是倫理學、政治經濟學、經濟哲學、宏觀經濟學、社會學、法學等共同的問題。

一、中國社會生活中的資本特性:市場和資本的國家主導

關于如何解釋中國資本實踐，近年來的中國馬克思主義經濟哲學有了很大的進展。黨和國家的文獻中有很多論述，學界也有很多研究。從學理角度進行的探討，很值得重視。此外，有些國外研究很有價值，雖不能說是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的視角，但是沒有先入之見地面對中國社會主義條件下的資本實踐和理論，頗為難得，很有啟發。

有國外研究者主要從時間和空間雙重交叉視角研究中國資本。(參見鄭永年、黃彥杰)所謂時間視角，就是從歷史縱深維度對中國市場經濟進行解釋。從清朝末年中國近現代經濟發展開始，國家和市場之間形成一種特殊的關系。從市場、市民社會到國家的建立，這是西方特征的。中國的情況不同，國家在很多地方和場合占據了主導地位，形成了所謂“制內市場”。這個詞語從英文直接翻譯可能會更好理解一點，就是所謂的“國家中的市場”(marketinstate)。它的副標題的漢語表達倒是很清楚，即“中國國家主導型政治經濟學”，但和英文原文(“the politicale conomy of domination in China”)似乎還有距離的。(see Yongnian Zheng，Yanjie Huang)作者似乎認為，在中國有一種控制型的政治經濟學，這種控制來自國家。但是從原文看，這種控制不僅中國有，其他國家也有，無論是什么時間的。

當然作者理解的這種國家和市場之間的復雜關系，在傳統法家和儒家那里有其思想基礎?？梢哉f，有兩種市場概念，一種是法家堅持的國家主導的市場，從而有了國家主導的政治經濟或者經濟國家主義;一種是儒家堅持的市場主導的市場，即自然市場主導的政治經濟。(參見鄭永年、黃彥杰，第102頁)這是兩種極端、兩種理想類型。在大多數時候，“兩個概念相互融合、有效平衡，市場和國家這兩個主體被置于大致均衡的狀態。僅有市場或者僅有國家，都被視為非常態。常態則是市場和國家共存。但是，兩者的均衡并不意味著國家和市場的力量是對稱的。相反，兩者間的關系是不對稱的，國家對于市場的主導才是常態規則。從這個意義上說，我們將中國政治經濟體制的核心理念和實踐，概念化為‘經濟國家主義’”(同上，第18頁)。這個機制在治理大型國家、調動國防資源、開展大型公共項目以及應對重要危機等方面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但其也可能會導致一些問題，比如“國家不得不退出經濟生活和國家相對于市場和地方精英的弱化，國家眾多公共職能的衰落，面臨內外部威脅時國家的崩潰，以及經濟的崩塌”(同上，第18頁)。其理論價值和意義在于，市場和國家“兩者的不均衡成為不可避免的結果，需要不斷調整以維系均衡。在這個意義上，我們稱之為‘不對稱均衡’。雖然在不同的歷史時期，中國的政治經濟體制都處于不斷變化的過程之中，但在不同的時間和全間中，都曾實現均衡。......我們稱這種不對稱均衡的政治經濟體制結構為‘制內市場’”(同上，第18頁)。

作者在其核心部分即關于當代中國機制的四章探討中，有兩章直接論及資本:基層資本和市場化、國有資本。也許作者的基本視角更有價值:西方和中國學界的一些解釋，并不能成功解釋中國模式、中國奇跡的機制。因為必須基于中國自身經驗提煉出來的科學概念和理論來解釋中國。西方對中國的誤解和誤讀多來自沒有一個西方的概念能夠完美適用于中國。其實，對于中國資本和資本市場、機制的解釋也是如此。對于市場和資本的關注也許更容易讓我們進入中國當代的闡釋，進入中國政治經濟學的前提批判，也就是中國資本和市場的建構性研究。

在筆者看來，國家和市場也是國家和資本、勞動和資本的關系，在如此思路下展開資本批判、市場批判，以中國的資本和市場實踐為基礎，可以建構當代的中國經濟學。中國資本和市場實踐是中國特色政治經濟學的一個入口，在這里，市場和資本是建構性的工作。如果反思馬克思、馬克思主義者，還有當代西方左派的資本和市場批判，可以發現這些理論都具有歷史特征。馬克思時代的資本基本上還是19世紀自由資本主義資本，而19世紀末期進入資本主義的壟斷、金融階段后，列寧的帝國主義論、希法亭的金融資本論是比較典型的。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的資本發展，與馬克思、列寧時代有很大差別。毛澤東曾經在20世紀50年代對資本和市場涉及的價值規律的地位和作用作過肯定和探討。20世紀70年代末改革開放以來，經過一定的實踐，中國治理者逐漸對資本、市場及其制度建構、運作和治理，有了比較深入的把握。

在當代關于中國改革開放的研究中，大多數西方學者將中國的市場和資本當作反常形態，這是以西方的尺度來衡量中國的不良后果。一些中國經濟轉型論也是從這個角度來理解中國的，認為中國將轉型成為西方尺度可以理解的經濟制度。在給予中國市場地位的問題上，多數理論是希望中國成為市場經濟國家，成為一個復制了西方模式的國家。但是中國其實沒有這樣的轉型，而是走出了一條自己的路子。當然，這還需要完善和發展。越來越多的人認識到，中國有自己的道路，中國不會東施效顰、邯鄲學步。

中國當代政治經濟學的建構不僅是一般的經濟理論和實踐的探索問題，而有可能是以此為基礎進行中國學科體系、學術體系、話語體系建設的一個關鍵入口。馬克思當年的政治經濟學批判，現在看有很多值得注意的地方:在近現代社會中，經濟活動是所有活動的基礎;人的社會意識就是人的社會存在的反映。我們應該自覺地進行中國政治經濟學探索并建立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等學科體系、學術體系、話語體系。

對于這個問題，也有國內學者進行了探討，提出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國家主體性問題，這對我們理解資本和市場研究中的中國特性很有幫助。(參見王立勝，第44—66頁)國家主體性這個概念含義比較豐富。關于它的理解有兩個維度:一個是在國家與民眾、社會關系上，國家主導;另一個是國際關系中，中國主導。在政治經濟學歷史上，重商主義、重農學派和以亞當·斯密、大衛·李嘉圖為代表的英國古典經濟學，都具有很強的國家屬性，他們研究的對象是特定的國家經濟發展和財富積累問題，是特定的民族國家和區域經濟問題，這些研究是從本國利益出發的，解決的是一定社會實踐中的問題，都有一種國家特性和地方特性。中國國家作為主體、作為核心、作為基本立足點，在當代中國的政治經濟學教科書中應該受到關注。但是，這在一些主流教材中是被忽視的。當然有學者作了探討，比如有些人認為政治經濟學具有國度性;還有一些研究者倡導新國家主義經濟學，反對沒有國家主體性;另有些研究者倡導建構演化經濟學的中國流派，甚至要建構新李斯特經濟學，呼吁中國經濟學的國家主義主張。

在經濟學發展史上，德國經濟學家李斯特是一個國家主義經濟學家。他認為亞當·斯密、大衛·李嘉圖其實沒有放棄國家核心這個特征。他們所謂世界主義經濟學的產生，所謂國際分工、國際貿易自由比較和優勢論，都是從英國的角度來探討的，所張揚的世界主義包藏了國家特征，所有的國際貿易都是以國別為基礎的。在當代發展過程中，有研究者也發現一些后發展國家奉行了李斯特國家主義經濟學，并成為世界性強國，比如中國和日本。但中國沒有關注李斯特國家主義經濟學，日本則對之重視并強調了國家的作用和影響。當然，日本發展之后，要實現對外擴張，要在世界范圍內來建立自己的體系，所奉行的經濟學就發生了變化，更多依靠自由主義經濟學。那些奉行自由主義的都是一些占據優勢的國家，而對于后發國家和占據劣勢地位的國家，這種做法在實踐上往往遭遇困境。甚至可以說，自由主義經濟學是強者的邏輯，那些試圖跨入這個領域的弱國必然成為被獵殺的對象。

在當代的研究中，也有不少學者提出來國家主導型發展階段和市場主導型改革階段的區分。國家主導型的發展往往產生好的結果，比如經濟增長更快，人均收入分配更公平，金融危機更少。自由貿易和自由市場的大本營，英國和美國實際上都是通過保護主義、政府補貼和其他一些旨在放松管制的手段來發展自身經濟的。我們也看到堅持真正的自由市場而放棄政府規制的國家是很難發展起來的。這在社會主義國家發展中尤其顯露出來。蘇聯在發展中也強調了國家自身的特性。

在中國社會主義發展史上，毛澤東在1956年4月發表的《論十大關系》，是探索中國發展道路的標志性理論成果。中國性、中國風格、中國特色、中國基礎、中國導向等都在這里得到初步的表達。鄧小平作為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其基本的關注就是中國實際情況。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是中國的重大發明。改革開放獲得的巨大成功和強調中國特色有很大關系。

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們更加強調國家的主體性。中國的發展離不開國際環境和國際影響，但是我們有強烈的中國性。目前的經濟全球化是以國家為主體進行的交往，必須有國家這樣一個主體的存在。國家利益是一切國際關系的出發點，要把握中國在國際格局當中的時空方位，必須重視中國的個別性和特殊性。當然強調國家自主性并不意味我們在封閉自己，而是同時重視開放性。中國在改革開放時代，很大程度上借鑒了西方的優秀文化和文明，也深度融入世界發展，成為世界經濟、全球化的重要組成部分。自主性就是要從我們的方法和立場去理解世界、借鑒世界，要有中國的世界觀和方法論。以中國為中心，以中國為立場，要針對中國問題形成中國理論、為中國人服務。

其實如何理解中國政治經濟學的國家主體性，理解中國資本和市場，關鍵在于如何理解中國。近代以來，西方強勢話語已經流行世界，非西方國家已經被西方強勢話語重新建構。這種建構包含了大量的歪曲和偏見。如果要讓這個世界的真相顯示出來，一個重要而艱巨的任務就是對亞非拉國家的認同進行重構，對其國家特性、民族特性、文化特性進行重構。重構的立足點應該是世界交往中的個性化的實踐、制度和理念?，F實的人是立足點，但是這個現實不是抽象的現實，而是具體的現實。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的市場和資本實踐，應該是最合適的建構中國性的立足點。從近代發展來看，我們作的很多工作是重建中國特性，重構中國認同，包括文化、政治、民族等的認同。中國特性、國家主體性，實際上解釋的是“中國”二字。

在構建中國性過程中，中國化是一個重要的路徑和方式。中國和世界進行深度溝通和交流，有一個明顯的表現就是中國化。20世紀二三十年代，中國學術界提出了學術中國化的觀點，主要意思是在中國當時條件下，面對西方學術大舉入侵，我們應該有中國心、中國立場、中國意志，立足中國來吸收外來文明，而不是對之跪拜、生吞活剝，全盤西化。在馬克思主義發展史上，馬克思主義和中國實際相結合對于中國革命的勝利有決定性的意義。中國化應該是中國的國家主體性重構的重要來源和路徑。

另外，中國作為一個主題、話題日益受到重視，比如溝口雄三的以中國為方法等，正是對中國本身身份、特性、認同建構的一個重要方面。建構中國主體性的敘事，也不能離開主體性問題。近年來一般理論的發展，比較重視主體際或主體間為基礎的主體話語建構。我們的主體性建構，不是離開了多個主體，形成一個康德意義上孤獨、絕對自我的主體，而是一開始就和不同主體進行互動的主體性建構，這個主體性是主體間性、主體際性。我們和其他主體同時在場，而不是一些國家和學者所主張的將其他主體當作他者的主體性，那是獨白、霸權、忽視其他主體感受和生存樣態的主體性。在殖民活動中，以強國和大國為主導的文化霸權通過壓制甚至欺騙來建構自我特性、主體性，其實是將亞非拉國家作為他者、作為不正常的存在的主體。這種情況至今依然存在。

這里有一個深層次的方法論問題?，F代性主導下的主體建構往往是時間主導的，忽視各種差異性，用一種抽象的統一性來盤算各種主體及其活動的地位和價值?，F代性的問題已經受到深刻批判。隨著發展，隨著空間轉向，人們開始重視不同和差異，后現代性、后現代主義對現代性理論和實踐的解構和重構或者建構，已經有了很多進展。資本本身有自己的地理學和空間、地方差異。在現代性視野中，資本主義其實是和其他的要素結合在一起的，比如合理性、理性化，基督教思想、形而上學，以及以西方為典型代表的資本和資本制度。以這些地方和文化為基礎的資本主義，其他國家要學學不到，照搬照抄也不能生根發芽，勉強學一些，往往半生不熟，變成“四不像”。那些西方國家看了也很不舒服，不予認可。所以，非西方國家要徹底學會以西方歷史和地域為基礎的資本主義，幾乎不可能。比如蘇聯解體后，俄羅斯等曾試圖融入歐洲，融入西方，但這個努力并未成功。西方參與蘇聯解體的過程，其解體和西方有比較緊密的聯系。但回頭看，其經濟體、文化體、政治系統并沒有融入西方，甚至產生了嚴重的沖突。這就是資本主義具有比較重要的地方特性所致。世界可以通過資本和市場進行深入溝通，但并不意味著形成沒有高度差異的資本和市場系統。我們現在對這一問題已經有了比較明確的認識，比如發展道路問題、文明特征問題、文化種類問題，這些都要考慮到資本不可能脫離地方，不能脫離地方形成的有差異的資本類型、資本模式。

資本和資本制度有嚴苛的空間和時間以及其他條件的限制，會帶來很多問題的解釋和解決思路。比如對于資本的批判就需要作區分了，即資本消極意義的批判和積極意義的張揚與建構。

二、中國資本與市場的建構

在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經濟哲學研究中，從哲學史、哲學原理和國外馬克思主義角度進行的資本批判和資本主義批判是比較豐富的。這些研究的一個重要內容就是對資本主義條件下的資本進行批判。問題是，關于中國自身資本實踐、資本制度和市場制度的批判和建構研究比較少。關于這個問題，近年來也有學者做過一些探討。其實這里有一個基本的區分:在中國馬克思主義資本哲學研究中，我們需要對資本批判與資本建構進行區分。

我們可以進行資本批判，但是對于中國實踐，更多的還是資本建構。尤其對中國這樣的發展中國家來說，從文明互鑒的角度看，當代資本主義有很多值得我們借鑒的地方，尤其是資本、市場的理論和實踐。哪怕這些文明本身和我們現在的很多思想和制度有摩擦甚至沖突、矛盾，但這并不影響我們去借鑒這些資本在其中發揮重要作用的文化、文明本身所具有的積極成果。所謂建構，主要是我們以解決中國實踐中的資本問題為基礎，發展中國理論。這是關鍵問題。因為我們的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至今走出的這條道路，是中國在社會主義建設中解決自身問題，同時也解決世界問題的道路上邁出的重要一步。中國的資本和市場制度在最近幾十年的發展中，一直沒有出現過大的問題，沒有西方那種意義上的危機，這對于我們自己和西方都值得仔細探討和研究。

我們對資本有批判，這是在原來研究中占據主導地位的?，F在，以中國資本和市場實踐為基礎進行資本的理論、制度建構，是學界的重要任務。

國內有學者對這個問題進行了頗有深度的探討。(參見高云涌，2016年，2018年)有一些研究，對資本進行一種絕對化的批判，否認它的歷史地位、歷史作用、促進文明的功能，否認它的自然屬性的積極意義。有些還對資本帶來的問題進行了放大、絕對化處理，以為沒有資本什么問題就都能夠解決。有一些批評也引用當代馬克思主義研究的成果，用西方激進學派、左翼觀點來對目前的資本進行批判。這些批判是針對西方當代社會的資本邏輯展開的，而對目前我們所遭遇到的資本問題，基本還是一種外在的隔靴搔癢?，F在的關鍵問題是，我們要立足中國實踐，立足中國道路，一方面要批判，因為資本確實會帶來很大的問題，這個在國內外資本批判的意義上都是比較容易理解的;另一方面，對于中國當代資本理論和實踐來說，還面臨資本建構這一問題。改革開放的最偉大成就之一就是確定了市場在社會資源配置當中的重要地位和決定性作用，以資本的形成、發展、完善為主導的中國資本實踐有一種很特殊的意義，它區別于西方的資本世界。我們借鑒、吸收、利用資本的文明方面，比如引進外資政策。外來資本在中國有很大影響，成為中國資本的重要組成部分。而中國發展中的公有資本，直接解決了我們曾經倍感困擾的一些問題。我們需要建構公有資本的邏輯，重建私人資本邏輯，甚至重建資本邏輯。和大多數資本批判的研究不同，在當代中國，資本邏輯當然可以追逐利益，但更要為我們服務、助力、協力。這種資本的邏輯與那種在私有制度下的資本邏輯不同。這是當代中國經濟運行的重要規律。它不應該在一般意義上受到批評，所以要重建、重構中國資本邏輯。

這種研究還給我們很重要的啟發，那就是中國的歷史唯物主義、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21世紀馬克思主義、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其建構的邏輯和基礎，與當代中國的資本與市場實踐有密切的聯系。從資本批判角度來看，資本及其制度本身受到其他制度的影響，由于資本的逐利、配置資源的偏頗等，在小政府、弱國家的制度設置之下，國家在一些地方就處于弱勢。資本的過度逐利、市場對福利要求的失靈，也存在自身的問題。中國公有制下的資本與資本主義私有制主導下的資本相比，其功能、特性在很多方面發生變化。中國社會在市場決定資源配置的條件下，資本對社會和民眾的不利一面、不健康的一面，受到國家、社會、政黨、民眾的影響和制約。雖然不能說現在就達到完美，但是資本本身對社會和國家所形成的消極影響，應該能夠得到控制、規范、制約。資本和市場也是普照的光，但是這種光應該是五彩斑斕的，不是那種單一的、專門為特定階層和階級服務的光。當代中國資本的邏輯內涵很多，我們提出的規范的范圍，包括其增殖邏輯、運行邏輯、競爭邏輯、風險邏輯。在當代中國資本運行和資源配置中，市場起決定性作用，政府發揮調控作用。

資本對于中國，并不是外在的。資本的聲譽敗落，和近代中國遭遇到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資本邏輯沖擊和破壞有關。其實歷史上中國的經濟一直很發達，早在宋代就有了紙幣的雛形。資本在經濟生活中占據的地位肯定是重要的。但是，那種來自西方的資本和資本制度，是很晚才形成和發展起來的，在19世紀中葉以來的國際交往、殖民活動中對中國產生了以破壞和侵害為主導的影響。資本是這些國家和民族后面的主導力量。這個判斷至今依然正確。對于那種資本當然要反抗、反對、革命以至消滅。馬克思的資本批判主要是這個意義上的。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資本邏輯是內在于西方特定的資本和資本制度的，這種制度強制推行到世界各地，在改變世界的同時，給其他國家和人民尤其是亞非拉人民帶來巨大的災難，有些國家至今依然在那種傷痛中徘徊。

在中國近現代歷史上，人們對資本的態度也是變化的。比如在革命時期，曾經對民族資本采取了利用、保護的政策。因為這些資本有兩面性，一方面參與了外來的壓迫，一方面也受到外來資本的壓迫和剝奪。中國對資本的重新認識，主要從20世紀70年代改革開放開始。第一，傳統的理解以為在社會主義的條件下要將資本消滅干凈是不對的，因為我們的經濟活動依然要受到價值規律的制約，所以也要發展商品經濟、市場經濟。那種自然的產品經濟本身有很大的局限，要很特殊的條件。資本及其制度對經濟發展很關鍵。第二，我們的社會主義和馬克思、恩格斯設想的比較起來還有差距，同時我們與資本主義并存。中國要發展就要有資本及其制度，同時還要與世界上很多非社會主義國家有往來，這就需要參與世界資本和市場交往，既發展自己，也給世界帶來福利。所以在中國國內，我們有自己的資本形態和運行機制，和國際上流行的資本主義的資本運行有不同之處。目前有些中國社會主義資本建構研究，強調了公有資本的積極意義和價值，但對非公有資本沒有給予重視。其實，從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的發展歷史看，非公有資本有重要的意義，在實現國家發展目標、推進科學技術發展、增進和保障就業方面，均起到重要作用。資本已經是內在于中國社會主義的構件，不是可有可無的。

需要明確的是，迄今為止的資本探討，以馬克思的成就為最高，馬克思的探討從文化傳統和歷史發展來看，其經驗基礎為西方或者西歐近代的資本主義發展。至于馬克思和恩格斯以后的歐洲近現代資本主義，比如歷史上和資本有關的制度的新發展，尤其是歐洲以外的其他國家的資本發展，即使在經歷了被殖民活動、被拖入資本主導的世界歷史進程以后，仍然表達出自身的特點。這是時代特征形成的關鍵，也是我們理解當代世界的關鍵。

三、互聯網為基礎的資本無序擴張

今天，中國經濟發展中的資本問題呈現為極為復雜的狀態，資本的形態、主體、運行、影響都比較復雜。一個很重要的方面就是由于互聯網和信息技術的發展，資本產業結構發生變化，比如互聯網+、電商平臺、支付方式的變化等，帶來了資本市場的新情況，也帶來了新問題。這些問題對中國是新的，對世界其他國家尤其是老牌資本主義國家也是新的。之所以新，關鍵還是這些資本運行本身變得復雜，現有的規制包括法律、法規和行規等，都出現了一些問題。從社會影響上看，危害最大的就是無序擴張。最近幾年這個問題突出表現出來，被很多民眾認識到，成為學界的熱門問題，也是中國馬克思主義資本哲學研究的焦點問題。

在目前的經濟條件下，流量、數據和資本的關系是一個比較突出的問題?；ヂ摼W企業大都有這樣的問題。(參見楊東)資本、數據、流量三者深度結合，形成疊加壟斷的資本野蠻擴張形式。在目前的情況下，數字平臺為基礎的體系對于數字、數據和流量都進行一種高度的追求，比如集聚數據流量，形成中心平臺并通過對角兼并來對其競爭者形成攻勢，內部自我優待，外部屏蔽導致平臺向管道的退化，從而形成了流量壟斷體系。在這種情況下，有一些資本形成的平臺和流量體系，本身排斥其他共享接入，實際上阻止了交易，形成了壟斷。

這種壟斷和算法有關。目前各國對于資本、數據、流量三者疊加壟斷的形成機制缺乏深度的分析。平臺經濟成為數字經濟時代反壟斷分析框架關注的焦點。平臺經濟中的多元數據算法的交叉，可以產生跨市場的市場地位。平臺協調資源配置的核心工具就是算法。算法主要是通過一定的設置，提高內容與用戶的匹配度。它通過用戶的瀏覽痕跡、點贊、轉發內容、評價等數據，判定用戶的個人偏好，再根據用戶的需求與偏好，推送相應的信息。由此，抖音就能夠在與騰訊、阿里的競爭中脫穎而出，形成核心競爭力。抖音的推薦功能增加了短視頻傳播內容，與受眾的交互性提升了，傳播內容與用戶之間的匹配度相應提高，最終實現了傳播效率的提高。所謂傳播效率的提高就是用戶黏度增加，有更多的沉浸式的體驗。當然商家認為這是算法的優勢。這種算法設置有可能讓短視頻的瀏覽者形成特定的認知，但這種認知可能基于誘導甚或欺騙，目的是增加用戶黏度。它可以根據用戶的特征，來分析用戶的消費習慣、消費能力、消費偏好，以此為基礎形成類型客戶、主要客戶的不同價格博弈，甚至形成一人一價的可能性。在強大的計算能力和算法的引導下，平臺及其支撐的龐大資本，可以大規模進行價格博弈，也就是討價還價。算法能夠撮合交易成功，但這個交易本身可能不是合理正當的，這就是不負責任的算法。它設置的目標是以最高的價格讓對方接受，盡力撮合完成這項交易。在巨量數據中，購買行為發生在注意力所及的范圍之內，只有瀏覽過的才可能購買，才是能夠帶來商業利益的流量注意力。它不惜發掘、誘導某一種偏好和注意力。隨著各類APP的出現，個人注意力已經無法窮盡所有的選擇，而算法可以極大地反映、引導、誘導甚至誤導用戶的真實需求，從而在今后無限的選擇中為用戶提供最佳、最可能的選擇。當然算法的最終目標是資本利潤最大化。

算法規則、選擇和創新，必然和數據抓取行為聯系在一起。一般而言，一定的商品和服務提供者，在用戶進入APP或者其他網頁瀏覽時，平臺之間、平臺內部、電商服務提供者直接或者間接地抓取數據、判斷客戶，然后又針對性進行算法創新，更好引導、制造甚至誘導需要，并最終滿足需要而實現商業活動及其利潤。數據抓取的方式主要有三種。第一種是公開抓取。所有平臺必須抓取并儲存數據，這是提供服務的一個前提，比如姓名、卡號及密碼、購買行為，以及性別、習慣、職業、偏好等，都可以直接或者間接地公開抓取。第二種是協議抓取，就是在進入一定平臺的時候會有提示，如果客戶不愿意被抓取某些數據就無法獲得商品或者服務，如果表示同意則被視為協議同意抓取。抓取的數據一般都有特定的用途。在資本逐利的條件下，抓取數據可能超過了協議或者公示用途，甚至有些平臺抓取的數據可能會被泄露、出售等。第三種就是沒有協議或者公示而侵入性抓取。企業運用網絡爬蟲技術自動抓取互聯網上的數據，有選擇性下載并存儲互聯網數據資源。各種聯系性的平臺本質上都是搜索引擎的變體，也就是它會抓取相關的數據，這種就是侵入性抓取。一定意義上，數據壟斷、流量壟斷背后都是資本壟斷，侵入式數據抓取則是資本侵入式應用。這些壟斷、不當使用甚至違法、犯罪使用，都是資本無序擴張的重要方面。

其實隨著資本的擴張、信息技術的發展、金融資本的廣泛影響，資本的運作很多時候已經變得很不透明。即使透明，對于很多專業人士來說都未必清楚，普通人就更難理解了。資本市場像黑箱，很多信息的輸入和輸出還算明白，而黑箱中的情況則很難明白，甚至其難度、復雜程度變得很難清晰。所以在信息輸入端和輸出端應作出一些明確規定，不斷調整信息的輸入，改變信息輸出，比如資本市場的法治化、國際化、規范化等;另外，國際社會和本國的規則制度也要不斷變化和完善，比如重視社會價值的因素輸入和要求，重視基本市場規則的實行。當缺乏必要的社會價值引導和市場規則約束的時候，資本本身甚至會與媒體結合推動社會輿論，改變社會關注焦點和解讀邏輯，謀求超越經濟利益的訴求或者借助金融機構資金的空轉，用大眾的錢過度冒險，形成自我強化的閉環泡沫，還會借助市場地位不當獲利，形成壟斷。資本在這種情況下更多的是致力于財富的攫取而非創造，所以對于資本的引導將成為重大的問題。以為資本就天然地能解決問題，市場能夠解決問題，已經被歷史證明是不正確的。市場和政府都有失靈的地方，已經是基本的原則。

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資本哲學的探討才剛開始。關于中國的資本實踐和理論，從中國話語建構的角度來看，學界的研究還很不充分。但是，中國的資本實踐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無論對于中國還是世界。我們必須準確、全面、深刻探討以中國資本實踐為基礎的中國馬克思主義資本哲學，尤其需要以此與當代資本主義國家的左翼進行深度溝通?？梢哉f，理解中國的資本實踐和理論，理解中國和世界各國共同面臨的資本問題，對于學術和實踐來說都是非常重要的。

【參考文獻】

高云涌，2016年:《“公有資本邏輯建構”與中國化的歷史唯物主義———以政治經濟學批判為中心》，載《馬克思主義與現實》第3期。

2018年:《資本文明的理論自覺與新時代的市場經濟精神塑造》，載《天津社會科學》第6期。

王立勝，2017年:《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國家主體性》，濟南出版社。

楊東，2022年:《資本無序擴張的深層邏輯與規制路徑》，載《教學與研究》第5期。

鄭永年、黃彥杰，2021年:《制內市場:中國國家主導型政治經濟學》，邱道隆譯，浙江人民版社。

Yongnian Zheng，Yanjie Huang，2018，Market in State，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Domination in China，New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本文原載：《中國哲學年鑒》（2022）“學術前沿”欄目，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22年12月，第29-37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