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中國近代技術思想的生成是技術思想史演變歷程中一次不可忽視的“范式”轉換。其概念語境和理念語境是在晚清興起西學東漸與倡導師夷長技的總體背景下，以外來詞為載體的基礎技術概念和技術工具主義的不同認知。其基本原則包括四條：由技術史的裂變與技術定位的復歸而展現出批判性，由封閉性的扭轉與對外政策的推動而展現出開放性，由關注應用技術與技術效用而展現出實用性，由主流的軍事技術與支流的非軍事技術而展現出層次性。對其評價應聯系中國社會歷史實際來看，既有初構新科技觀的理論變革意義和助推洋務運動的實踐變革意義，也存在技術手段與社會目標無法匹配等不少局限。對正處于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當代中國而言，啟示在于增強主動性，妥善協調批判與繼承的關系，處理好引進技術與自主創新的關系。中國技術的高水平自立自強一日未實現，近代技術思想生成的意義就一分不會減。

近幾十年來興起的技術思想史(History of Technological Thought)[1]研究致力于探析各歷史時期關于技術的哲學思想，是皆與其緊密相關的技術哲學和技術史學科共同的重要分支。它更多地順應技術哲學中“屬于技術的”(工程學)和“關于技術的”(人文主義)兩大傳統的后者[2],故在哲學與歷史兩種維度之中偏重于前者，甚至被稱為“技術哲學的第一要義”[3]。然而與其他哲學分支相比，技術哲學并非成熟或熱門程度高的學科，中國技術哲學所受關注更加有限。技術思想史亦是如此，中國技術思想史的研究更是偏少。目前可見的成果多以中國古代經典著作或代表人物的技術思想為研究對象，涉及近代者也往往是在聚焦于科學思想或科技思想時兼談技術思想，鮮有對中國近代技術思想的專門探討。

事實上，自先秦以來的中國技術思想史雖然呈現出含蓄、零散且斷續的面貌，但仍可見其流派差異、代際傳承和理論深度，值得學界予以更多關注。尤其是近代技術思想，聯結起古代技術思想和當代技術思想，在中國技術思想史上具有承前啟后的特殊地位。“技術思想一直以種種潛在的或顯著的方式，影響著近現代中國技術發展的進程。”[4]雖然說近代科學與技術漸趨一體化，但是就技術思想談科學思想與就科學思想或科技思想談技術思想相比，會因不同的觀察視角帶來不同的觀察結果?；谒枷肱c現實的雙重背景，對中國近代技術思想的研究應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之上立足整體層面考察其生成史，準確把握其概念和理念語境，概括其基本原則，并嘗試總結其歷史意義與當代啟示，有助于為全面理解中國技術思想史的發展脈絡和積極構建中國技術哲學的學科體系打造新的切入點。

一、西學東漸與師夷長技：中國近代技術思想生成的概念和理念語境

在晚清興起西學東漸與倡導師夷長技的總體背景下，一方面以外來詞為載體的基礎技術概念的建構是技術傳播規律的首先體現，構成中國近代技術思想生成的概念語境；另一方面，中西雙方、中國士人內部均持有技術工具主義的不同認知，構成中國近代技術思想生成的理念語境。這個生成期的起點有別于1840年——通常意義上中國近代史的開端，而應追溯至第一次鴉片戰爭前，并持續至19世紀60—70年代。

1.西學東漸初期技術概念的建構主體、方式與時間

從世界技術史的宏觀視野來看，中國近代技術思想的生成歸根結底是第一次工業革命向全球擴展的反應，是新技術在中國傳播所引發的觀念碰撞和思想沖擊。與明清之際的西學東漸潮流相比，近代的西學東漸之中技術實體的內容所占比重、產業應用規模與社會生活影響都要比明清之際的西學東漸大得多，包括技術思想隨之發生變革的聯動效應。最早引領這股潮流的新教傳教士與中國士人扮演了技術傳播的中介者角色，率先將有關“蒸汽時代”技術成果的訊息和知識傳遞至中國。他們在翻譯和引進工作中首先面臨的就是技術概念的建構問題，亦即如何確立對應于新技術的外來詞。

技術概念的建構方式僅就語詞而言一般分為三種：一是根據外語中技術名詞的讀音，以讀音相近的漢字組合“音譯”之；二是結合技術自身特點，直觀形象地進行翻譯；三是利用既有漢語詞匯，通過語義的更新重置使之對應。后兩種“意譯”的情況更為常見，以輪船與火車為例，1835年普魯士傳教士郭實獵(Karl Friedrich August Gützlaff)曾用“火蒸船”“火蒸車”“鐵轣轆”等詞。[5]前二者來源于蒸汽機車的運行場景，后者則將“鐵”與形容軌道的“轣轆”相結合。類似外來詞的大致誕生時間集中于鴉片戰爭前后，可見輪船與火車技術從在歐美試驗和運營到相關信息傳入中國之間相隔不久。

盡管由外來詞建構的基礎技術概念旨在指明“技術是什么”和“技術叫什么”,然而其負荷的技術認知超越此層面，并透過建構過程中的流變折射出近代技術思想生成的獨特語境。傳教士創造這類基礎技術概念多為1840年之前，此后未被全盤接受。魏源的綜合性著作《海國圖志》一百卷本(1852)輯錄多種傳教士著作，其中外來詞的變動情形表明中國士人汲取技術知識時進行會通的主體意識。如美國傳教士裨治文(Elijah Coleman Bridgman)的《美理哥合省國志略》(1838)創造出“火車”和“火烝車”[6],魏源對此一面沿用譯詞“火車”,另一面卻棄用“火烝車”而改用“火輪車”[7]?？梢?，技術概念的定型過程，也是從傳教士向中國士人的技術概念建構主體轉移和技術認知本土化過程。技術東傳與西學東漸之間構成具體和一般的關系。

2.“長技”和“巧制”:技術工具主義理念的兩種進路

引介技術知識和建構技術概念的共同行為，蘊含著中西雙方異質性的技術工具主義理念。雖然雙方對技術的工具定位和引進動力不同，但是基于各自需求的技術傳播就此形成內外合力。以外部觀之，郭實獵和裨治文等傳教士之所以致力于此，是因為夾雜傳教、貿易和殖民等諸多目的。他們尋求突破中外交往的限制，試圖通過介紹各式最新技術，為西方文明證明先進性和增強吸引力，從而敲開中國大門并深入中國社會。以內部觀之，鴉片戰爭后魏源等部分中國士人不僅紛紛主動“開眼看世界”,而且提出“師夷長技以制夷”的著名時代口號。發生這種轉變的現實邏輯在于，近代以來中國所受外侮直接來自對外軍事技術較量的失敗，使一些有識之士意識到技不如人，這構成近代技術思想生成的出發點。雖然他們只是當時中國的少數先覺者，但其內部仍存在技術工具主義理念的思想分野，分為技術化和科學化兩條進路。

“師夷長技以制夷”代表技術工具主義理念的技術化進路。另一種表述是：“以彼長技制彼長技，此自古以夷攻夷之上策。”[8]“夷”之“技”為“長”說明“我”之“技”為“短”,技術因素既是矛盾所在，也是解決之道。由這種技術化進路可引申出近代技術思想生成時的若干取向，亦即近代技術思想相異于古代技術思想的新意所在。一是對“技”的高度重視。技術是列強的優勢和中國的劣勢，被視為引發變局的來由和應對變局的關鍵。二是對“技”的學習態度。“師夷長技”既明確了學習對象——西方列強，也明確了學習內容——先進技術。三是對“技”的現實需求。對于引進技術的倡導服務于反侵略的現實目標，是為了“制夷”。四是對“技”的有限認識。學習技術被認定為“制夷”的充分條件，然而技術本身及相關的諸多問題尚未得到厘清。

“我亦應有巧制”代表技術工具主義理念的科學化進路。與魏源同時期的工程師、科學家丁拱辰曾成功試制小火車和小輪船，具備技術研究的豐富經驗和理解技術的獨特觀點。他稱西方先進技術為“巧制之藝”,將其分為“徒供耳目之悅者”和“輕快便捷利用者”兩類。前者“毋論”而不學，后者才值得效仿。因此他的技術思想之核心就是：“我亦應有巧制”,但是“巧制”不易學，“須專心格理”才能實現。[9]丁氏雖然同樣持向西方學習先進技術的態度，但對近代技術的認識顯然更為深刻。西方先進技術按應用需求分門別類，且技術之“制”與技術之“理”互為表里。在一定程度上，丁氏基于其探索實踐和求真精神，已對近代技術的科學化和科學的技術化趨勢有所知曉，靈活運用“制”(器)與“理”(道)等既有觀念，強調掌握技術原理對于制造技術實體的重要性，但此后洋務運動諸多實踐中所貫徹的更多是直接的技術化進路，而非科學化進路。

二、中國近代技術思想的四條基本原則：批判性、開放性、實用性與層次性

借鑒布魯爾(David Bloor)論證的“強綱領”之原則(tenet)[10],基于西學東漸和師夷長技語境而生成的近代技術思想亦有四條基本原則：由技術史的裂變與技術定位的復歸而展現出批判性，由封閉性的扭轉與對外政策的推動而展現出開放性，由關注應用技術與技術效用而展現出實用性，由主流的軍事技術與支流的非軍事技術而展現出層次性。這些基本原則之間既有所區別又相互聯系，共同勾勒出近代技術思想的基本圖景。

1.批判性：技術史的裂變與技術定位的復歸

近代技術思想的生成有賴于對技不如人困境的反思，并首先指向對傳統技術思想的批判，要求實現技術在中國思想史上的重新定位。此處遭批判的傳統技術思想，并非全部古代技術思想。“歷史上具有批判力量的思想并不一定是嶄新的，只要一種思想與該時代流行的思想有著落差，便可以對該時代起批判作用。”[11]批判者的策略即是如此，構建了用于批判的中國古代技術史敘事，認定存在裂變前后的兩個時期，由此導致迥異的技術發展境況，從而既能解釋技不如人的困境，也為重視技術的新取向覓得歷史依據而實現“復歸”。

晚清科學家鄭復光反思道：“至于制器亦古人一種技藝，不惟商彝周鼎流傳者，足征制造精工，即《考工》論述，具見格理淵藪，是自古文人未嘗不究心于此。后世視為工匠末事，鄙棄不道過矣……唯制器一道，儒家明其理，工人習其本，不能相兼，故難與西人爭勝。”[12]先秦時技術是理論與實踐相結合的“一種技藝”,然而后來分化為學者和工匠兩個彼此不兼容的傳統。尤其是“習其本”的技術實踐，往往被視為“工匠末事”而“鄙棄不道”,最終導致“難與西人爭勝”。

對于技術史裂變與分化所導致的后果，李鴻章也有類似批評：“無事則嗤外國之利器為奇技淫巧，以為不必學。有事則驚外國之利器為變怪神奇，以為不能學。”[13]正是由于學者傳統和工匠傳統的漸行漸遠，致使技術實踐不但缺少理論指導，而且被輕視為無足輕重的“工匠末事”和“奇技淫巧”,甚至在遭遇技不如人的困境時驚慌失措。要想在技術領域“與西人爭勝”,就得彌合兩種傳統之間的鴻溝，破除傳統技術思想中如“本”與“末”之分等不利于技術發展的觀念，再度將技術置于理論與實踐統一的“技藝”高度之上。

2.開放性：封閉性的扭轉與對外政策的推動

批判傳統技術思想為主動向西方學習“長技”和“巧制”鏟除了思想藩籬，使得近代技術思想具備向外的開放性。從歷時性視野回溯中國古代技術史，文明交流和技術傳播所代表的開放性雖居主導，但易受各種因素影響而間斷。清代中葉“西學中源”的官方立場強行將中學凌駕于西學之上，致使明清之際西學東漸的開放性被封閉性所取代，亦是視“外國之利器”為“奇技淫巧”論調盛行的另一源由。需指出的是，“西學中源”說在晚清仍屢見不鮮，同一面旗幟下的意圖卻南轅北轍——既有為保衛中學而拒斥西學者，也有為引進西學而減小阻力者。無論如何，近代技術思想的開放性體現為扭轉了對于西方技術輕視、自大和無知的封閉心態，確認西方技術并非“不必學”或“不能學”,而應重視學、主動學。

上述開放性僅限于思想觀念的更新或“調撥”,尚缺乏從技術思想到技術實體的展開與落地。恰在相同時期發生的對外政策調整，政治思想的“開放性”為此提供了推動的契機。面臨內憂外患的清政府出于維護統治的目的，奉行“安內”先于“攘外”的政策。當時的敵人依嚴重程度分別為“心腹之害”(太平軍和捻軍)、“肘腋之憂”(沙俄)、“肢體之患”(英國),處理應對的順序也是如此。英國等西歐列強“并不利我土地人民，猶可以信義籠絡，馴服其性，自圖振興”[14],不僅威脅相對小，甚至可以合作鎮壓農民起義。在政治上可“籠絡”和“馴服”的“開放性”思路下，技術思想的開放性成為先行呼應，學習西方先進技術也將是順應情勢的貫徹。

3.實用性：關注應用技術與技術效用

實用性是指近代技術思想關注有應用價值的技術，關注技術產生的實際效用。這種求“實”的技術功能觀應從技術自身、外部環境、內部環境等三方面理解：

其一，實用性出自技術自身的要求。近代技術思想所對應的亦即時人持有的技術本質觀，大體上未超出海德格爾(Martin Heidegger)歸納的技術是“實現目的的手段”和“人類活動”的兩種通行見解。[15]在技術工具論和技術人類學的自然延伸下，技術被賦予或者說被導向其相應的功能，也就是中立性的工具用途和主觀性的人類需求。

其二，實用性受到外部壓力的刺激。兩次鴉片戰爭的慘敗暴露了中國技不如人，促使國人圍繞技術領域痛定思痛和知恥后勇，為反侵略的現實目標開出技術“藥方”。馮桂芬即言：“人自不如，尤可恥也，然可恥而有可為也。如恥之，莫如自強。”[16]相比列強而言，中國的技術落后固然“可恥”,但承認并追趕技術差距仍“有可為”,如此終能實現技術“自強”。

其三，實用性得到經世思想資源的助益。外力愈來愈沉重的壓迫使得思想界的目光難以專注于考證之學，轉向于講求儒家思想中的經世致用之學。這股務實的治學風氣在本土科學技術界也有所反映，地理學家張穆為鄭復光的《鏡鏡詅癡》題詞：“嘗念天下何者謂奇才?實學即奇才也。一藝之微，不殫數十年之講求則不精。屠龍刻楮，各從所好。精神有永有不永，而傳世之久暫視之。”[17]研究科學技術等“實學”者，是社會需要的出類拔萃之“奇才”。雖然技術有宏觀的“屠龍”和微觀的“刻楮”之分，但都必須經過“數十年之講求”方可精通?？傊?，實用性在多種力量的共同作用下愈發成為近代技術思想中普遍的、迫切的、自發的追求。

4.層次性：主流的軍事技術與支流的非軍事技術

作為技術功能觀的實用性也是技術價值觀，成為近代技術思想評判技術的標準，并導向一種主次分明的層次性。按照實用性所劃分的層次，占據主流地位的是軍事技術，尤其是“堅船利炮”,非軍事技術則為支流。1864年總理衙門奏稱：“迨咸豐年間，內患外侮，一時并至。豈盡武臣之不善治兵哉?抑有制勝之兵，而無制勝之器，故不能所向無敵耳。”相反地，“外洋如英法諸國，說者皆知其惟恃此船堅炮利，以橫行海外”。中國沒有“制勝之器”,英法則“船堅炮利”,被斷定為癥結所在。由此得出的應對之策為：“自強以練兵為要，練兵又以制器為先”。[18]以制造武器為中心的“制器”可彌補軍事領域的最大短板，因而上升為事關能否實現“自強”的國家戰略。

仍以同屬蒸汽機應用的輪船與火車為例，層次性表現為分別對“火輪船”和“火輪車”的主流和支流定位，并產生兩者技術實體的發展差異。負責制造輪船的福州船政局(1866)和江南制造局下屬輪船廠(1867),遠遠早于首條官辦鐵路——唐胥鐵路(1881)。此外，這種層次性并非一成不變，而是隨著形勢變化動態調整，如鐵路認識的不斷加深就會使對“火輪車”的定位發生轉變。即便如此，制器—練兵—自強的戰略邏輯鏈條未變，軍事或國防因素仍是技術政策的優先考量。層次性所圍繞的不變宗旨和展開的變化對象，是“師夷長技以制夷”代表技術工具主義理念的技術化進路體現。

三、現代化與本土化：中國近代技術思想生成的變革意義和當代啟示

如何評價近代技術思想的生成?僅就中國技術思想史而言，這無疑是一次革故鼎新而又承前啟后的“范式”轉換。聯系中國社會歷史實際來看，這具有初構新科技觀的理論變革意義和助推洋務運動的實踐變革意義，體現出對技術現代化與本土化(中國化)的追求；同時存在不少局限，尤其是僅注重技術手段與應對整個社會變局的目的之間難以匹配；但正是在因應變局這一點上，對處于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當代中國有多方面的啟示價值。

1.理論與實踐變革意義：促進雙重維度的科技轉型

理解近代技術思想生成的歷史意義之關鍵在于其變革性，并應將此種變革意義放置于中國近代科技與社會轉型的宏觀層面進行討論。近代技術思想的生成可視為近代科技轉型進程中的思想“范式”轉換，不僅作用于思想觀念維度的轉型，而且進一步作用于物質實體維度的轉型。

就理論變革意義而言，新的科技觀藉由近代技術思想的生成而得以初構，為科技轉型打開了心態和觀念上的突破口。技術思想與科技觀原本是密切相關卻不相同的兩種范疇，但這里從近代技術的科學化和科學的技術化出發強調二者的一致性。按批判性、開放性、實用性和層次性來看，新的科技觀包括如下內容：對傳統科技觀的否定，對西方先進科技的學習態度，對科技效用的優先取向，對科技重要程度的區分。就實踐變革意義而言，近代技術思想成為洋務運動的技術指導思想，助推諸項洋務的開辦和科技轉型的落地。在“師夷長技”“自強”等口號下制定的科技政策滲透著近代技術思想，中國近代的科技教育事業就此起步。

回到技術范疇來說，近代技術思想生成的理論變革意義與實踐變革意義均體現出對技術現代化與本土化(中國化)的追求。發端于此的這種追求不但構成近代思想史的底色之一，更貫穿中國近代科技與社會的轉型進程。當然，技術思想的影響不一定都是正面的，尤其是從輕視技術到重視技術的轉變可能導致“矯枉過正”。與科學主義相類似的現象是，近代中國出現了與“科學救國”相類似的“實業救國”“鐵道救國”“航空救國”“摩托救國”等各式技術類救國思想。顯而易見，憑借某項技術挽救民族危機是不切實際的，對技術的重視在一定程度上也會造成技術至上和技術萬能的偏移性。

2.近代技術思想生成所存在的局限與引發的張力

假如以技術現代化與本土化作為衡量標準，那么初生的近代技術思想毫無疑問存在不少局限。梁啟超曾評判魏源、龔自珍等人代表的經世致用學派，亦適用于評價近代技術思想的生成。“這派學風，在嘉道間不過一支‘別動隊’。學界的大勢力仍在‘考證學正統派’手中，這支別動隊的成績，也幼稚得很。”[19]首先，建構近代技術思想的主體往往不是工程師或科學家，對近代技術的接觸和認識相對有限，亦缺乏對“夷人”為何有“長技”的思考；其次，更為突出的矛盾是手段和目的之間無法匹配，他們認為中國只是技不如人，通過學習西方先進技術就足以應對。僅注重技術手段的結果導向很大程度上是“技術自強”,難以實現應對整個社會變局的目的；最后，技術的現代化無法脫離社會的現代化而獨立推進。在19世紀中葉以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為主的中國社會，技術的現代化與本土化缺乏內生性動力。

這些局限為后世提供了反面教訓，有助于思索技術在近代社會變局中所處位置。19世紀70年代一道出使英國的郭嵩燾與劉錫鴻代表如何看待技術的兩種截然不同觀念。郭氏認為：“西洋立國自有本末，誠得其道，則相輔以致富強。”[20]劉氏則認為：“英人所謂實學……皆雜技之小者。其用可制一器，而量有所限者也。”[21]時人技術思想矛盾的焦點在于，技術究竟是末端的“雜技之小者”?還是“中體西用”的“用”?抑或與“自有本末”的西方文明不可分割?第一種觀念代表因循守舊，第二種觀念代表局部改良，第三種觀念則是具有沖擊性的。從邏輯上講，如果承認西方技術與西方文明是部分與整體的關系，那么只學習單一部分無法構成整體，還需要學習政治、經濟、法律、文化等等其他部分。這樣一來就存在突破局部改良甚至導向全盤西化的可能空間，因此近代技術思想的生成所引發的張力同樣縈繞近代思想史的某些根本性問題。

3.因應變局：近代技術思想生成對當代技術發展策略的啟示

正是在因應變局這一點上，近代技術思想的生成史對于正處于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當代中國而言具有多方面的啟示價值。當前局面和近代存在相似性，同樣面臨巨大的外部壓力，中國技術亟待實現高水平自立自強。第一，因應變局需要增強主動性，而非被動地處理或接受。近代技術思想的生成有其“沖擊—反應”的一面，但也有主動選擇、構建和轉變的一面，可惜此種主動性遠遠未夠。當今世界的新興技術迅猛發展，技術的應用與經濟社會發展快速滲透融合，技術的競爭更是國際間戰略博弈的主戰場之一。技術領域應具有不進則退的危機感和緊迫感，把握大勢并直面問題，制定富有前瞻性的頂層設計和具體規劃。

第二，因應變局需要妥善協調批判與繼承的關系，在擺脫過時思想束縛的同時汲取傳統思想中的有用資源。“奇技淫巧”和因循守舊論調固然不可取，全盤西化的風險亦當避免。近代技術思想的批判性原則即指利用不同時代思想間的“落差”,從古代技術思想中尋找批判的對象和批判的武器。對于當代技術而言，傳統技術思想需重新闡釋，才能古為今用。

第三，因應變局需要處理好引進技術與自主創新的關系。近代中國需要學習西方，實現技術上的從無到有，已受缺乏自主技術創新的困擾。當代中國則需要擁有更多的關鍵核心技術，夯實基礎研究根基，實現技術上的跟蹤到領跑。當然，鼓勵原創性與引領性技術攻關，并不意味著不必堅持世界眼光和國際視野，仍應支持技術的集成創新。近代技術思想的全球化背景和開放性原則此后未發生改變，至今依然適用。

四、結語

在獨特語境下面向新技術而生成的近代技術思想有其基本原則和變革意義，形成中國技術思想史演變歷程中一次不可忽視的“范式”轉換。透過這個帶有古今交替和中西交融性質的橫截面，可看到促使近代技術思想與中國傳統思想文化相調適、與技術現代化的世界潮流相接軌、與中國近代社會轉型相協同的種種努力，亦可看到無知、自大、片面等局限。正如羅威廉(William T. Rowe)批評漢學研究的路徑要么是西方中心的種族中心主義(ethnocentrism),要么是中國例外的東方主義(orientalism)。[22]對近代技術思想進行客觀評價并給予準確定位，只有立足中國實情并放眼世界大勢，才能避免落入非此即彼的類似窠臼。不惟如此，如以技術因應變局的主張屬于技術救國的思路，與20世紀初的科學救國思潮存在一定關聯。從近代科技救國思潮到當今科技強國戰略，如何使技術更好地嵌入社會一直是中國技術思想不斷求索的取向所在。

近代技術思想生成的影響深遠，值得繼續深入研究分析和總結借鑒。正如對于鴉片戰爭的歷史定位：“它是中國歷史的轉折，提出了中國必須近代化的歷史使命。中國的現代化一日未完成，鴉片戰爭的意義就一分不會減。”[23]同樣也可以說，近代技術思想的生成是中國技術思想史的轉折，提出了技術思想更新的歷史使命。雖然技不如人的狀況至今已大大改善，但是仍存在“卡脖子”的部分關鍵核心技術難題。中國技術的高水平自立自強一日未實現，近代技術思想生成的意義就一分不會減。有關近代技術思想生成的經驗與教訓相當豐富，仍在不斷挖掘之中。例如技術與社會的視域、技術現代化與本土化的追求、技術因應變局的歷程等，不僅為科學技術哲學乃至整個中國哲學貢獻原創性資源，也將為當代中國在迎接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的挑戰中把握機遇帶來啟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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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自然辯證法研究》2023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