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技術與時間》是斯蒂格勒的代表作，奠定了他后期批判數字技術與“人類世”的思想基礎?！都夹g與時間》與海德格爾的《存在與時間》具有親緣性。用“技術”取代“存在”彰顯了斯蒂格勒的哲學旨趣，即把基礎存在論奠基于技術存在論。首先，斯蒂格勒接受“在世存在”的主張，并將它解釋為“在自身之外存在”;其次，與海德格爾通過“向死存在”回到本真性不同，斯蒂格勒拒絕本真性概念，主張技術構成此在；再次，這意味著此在是可被構成的，因而是未完成的，“虧欠”與愛比米修斯神話共同為此提供了根據；最后，技術構成此在的重要表現形式是“代具性存在”,此在必須與技術共在，并通過技術而存在。

《技術與時間》(三卷本)是法國哲學家斯蒂格勒(Bernard Stiegler)的代表作，并構成了他后期批判數字技術、資本主義和人類世(anthropocene)的思想基礎。在斯蒂格勒的職業生涯中，海德格爾對他產生了深刻影響?！都夹g與時間》的標題本身便讓人聯想起海德格爾的《存在與時間》。用“技術(la technique)”取代“存在(Sein)”彰顯了斯蒂格勒的雄心壯志：通過“技術”理解“存在”,將“基礎存在論”奠基于“技術存在論”。以此為原則，斯蒂格勒批判性地發展了海德格爾的存在論。首先，斯蒂格勒接受“在世存在”的主張，并將它解釋為“在自身之外存在(être-hors-de-soi)”。其次，與海德格爾通過“向死存在”回到本真性不同，斯蒂格勒從原則上拒絕本真性概念，并主張技術構成此在(Dasein)。這是二者之間的根本分歧。再次，技術構成此在預設了此在是可被構成的，因而是未完成的。通過愛比米修斯神話，斯蒂格勒發展了海德格爾的“虧欠(Ausstand)”概念。據此，人的本質是缺乏本質，必須通過技術創造充盈自身。這為技術構成此在提供了可能性根據。最后，技術構成此在的重要形式是“代具性存在(being prosthetically)”。技術作為“已經在此(déjà-là)”不僅構成了此在的過去，而且為缺乏本質的此在提供“替補(supplément)”。斯蒂格勒對海德格爾的批判性發展，既避免了經典現象學對技術所持的過于消極的態度，又讓現象學在新興技術時代煥發新的生命力。

一、監獄作為現象學實驗室

在進入正題之前，先簡要介紹一下斯蒂格勒的傳奇經歷。與“書齋型學者”不同，斯蒂格勒可以說是“監獄型學者”。1978年，他因為搶銀行被判入獄八年。[1]54令人詫異的是，監獄竟成為斯蒂格勒哲學生涯的起點。在此之前，他對哲學一無所知，“26歲之前，我從未做過哲學；我甚至沒讀完高中”[2]9。正是監禁使得他有機會踏入哲學殿堂，在牢房里親身演練現象學懸置(epoché)和現象學還原。囚禁的本質是對犯罪行為的懲罰，它強行終止日常生活，使“自然態度”不再自然。甚至，它讓整個外部世界缺席，強迫犯人在孤獨的牢房內回到自身。后來，斯蒂格勒不無戲謔地說，這正是監獄的積極功能：“我發現在一定條件下監獄牢房變成了現象學實驗室”[1]57。這番奇遇是偶然，也是意外。通常，書齋型學者通過閱讀去理解現象學還原，斯蒂格勒則在閱讀之前先在監獄中演練現象學還原。他回憶說，“當我發現它[現象學還原]已經由現象學表述出來并成為理論時，我發現自己處于極度興奮狀態”[2]22。以此為契機，他開始大量研讀胡塞爾和海德格爾，現象學由此成了他一生的思想“路標”。

那么，這番頗具傳奇色彩的獄中現象學還原實驗，實驗結果如何?斯蒂格勒的結論與梅洛-龐蒂(Maurice Merleau-Ponty)如出一轍：徹底的現象學還原是不可能的。在《知覺現象學》前言中梅洛-龐蒂宣稱，“還原獲得的最重要的教訓是徹底還原的不可能性”[3]viii。在他看來，現象學還原并未將世界還原為關于世界的意識，或將世界還原為先驗主體的構造。相反，它恰恰證明了世界對于我的不可或缺性。“如果我們是絕對精神(l’esprit absolu),那么還原沒有任何問題”[3]viii,但我們是在世界之中存在(être-au-monde)。“反思并非離開世界并轉向作為世界基礎的意識統一性，它回撤是為了觀察超驗之物(transcendances)的涌現，它讓聯結我們與世界的意向之線變得松弛以便使之一目了然。”

與梅洛-龐蒂類似，斯蒂格勒發現我與世界的關系猶如魚水。魚兒離不開水，但通常并不知曉水的重要性。只有當魚離開水，水的重要性方能顯現。獄中斯蒂格勒猶如離開水的飛魚，“在那間牢房里……我或許有機會像飛魚那樣思考這個世界。”[2]15在胡塞爾看來，只有徹底懸置世界并回到先驗自我，才能實現現象學的嚴格科學理想。斯蒂格勒則主張，我不可能徹底懸置世界，因為世界是我的構成性條件。但是，正如水的重要性只有在魚離開水面后才一目了然，世界的必要性也恰恰通過現象學還原才顯現出來。監禁意味著“我不再生活于世界之中，而生活在世界的缺席中，世界在此不僅將自身呈現為缺失(default),而且呈現為總是缺省(in default)之物，呈現為必要的缺省(necessary default),而非呈現為缺乏(lack)”[2]17。1總之，斯蒂格勒的獄中現象學實驗證明了徹底的現象學還原是不可能的。我無法“去世”,我只能“在世”。

二、 “在世存在”作為“在自身之外存在”

“在世(In-der-Welt-sein)”是《存在與時間》的中心主題，是海德格爾對此在的根本規定。此在不是凝視和靜觀世界的主體，不是站在世界外部與之面對面的純粹意識。此在之為此在，是因為它總是已經位于世界中的“此(da)”,總是已經與其他存在者相伴相生，并置身于由這種關聯構成的處境之中。海德格爾將這一特征稱作“實際性(Faktizit?t)”:“實際性這個概念本身就含有這樣的意思：某個‘在世界之內’的存在者在世界之中存在；就是說：它能夠領會到自己在它的‘天命’中已經同那些在它自己的世界之內向它照面的存在者的存在縛在一起了。”[4]80

“在世界之中存在”通常是“在自身之外存在(être-hors-de-soi)”。[5]192-196這一用語來自斯蒂格勒，盡管他并未將它與“在世存在”直接等同，但二者具有相同的取向。為什么“在世界之中存在”是“在自身之外存在”?海德格爾將在世存在的整體結構歸結為操心(Sorge)。在日常狀態中，此在首先并且通常忙于做事做人，忙于與他人他物交往。操心有兩種表現形式：操勞(Besorge)與操持(Fürsorge)。操勞指的是此在與世界之中其他事物打交道，操持指的是此在與世界之中其他此在打交道。在操勞中，事物首先以上手(Zuhandenheit)的方式呈現，作為稱手或不稱手的用具(Zeug)。與物不同，其他此在既不上手，也不在手(Vorhandenheit),因為它們根本不是用具。“這種存在者不被操勞，而是處于操持之中。”[4]172

無論是操勞還是操持，此在首先外在于自身，消散于他物與他人。“此在在存在論上首先從那種它自身所不是但卻在它自己的世界之內來照面的存在者方面及其存在方面來領會它自己本身，也就是說，領會它的在世”。[4]83海德格爾完全拒絕了近代哲學的起點，即獨立自足的“我思”或主體。我并非首先作為孤獨的心靈去面對一個非我的世界。相反，我作為此在總是已經在世界之中，總是已經與他人他物打交道，并通過打交道而理解這個世界。在批評二元論時，海德格爾最為明確地表達了此在的外在性：“在指向某某東西之際，在把捉之際，此在并非要從它早先被囚閉于其中的內在范圍出去，相反倒是：按照它本來的存在方式，此在一向已經‘在外’(drauβen),一向滯留于屬于已被揭示的世界的、前來照面的存在者。”[4]88如果先驗主體的沉思生活是懸置世界、反求諸己，那么在世此在的生存則意味著離開自身、滯留于外?！洞嬖谂c時間》的一條邊注寫道：“此在生存，而且唯此在生存；于是乎生存[即是]站出去，去進入此的公開性(Offentheit):生-存(Ek-sistenz)”。[4]189生存就是綻出(ekstatisch)、走出去。“在世界之中存在”就是走出自身，“在自身之外存在”。

海德格爾對在世存在的刻畫極富創造性，但他對日常在世是不滿意的，并稱之為沉淪(Verfallen):“此在首先總已從它自身脫落(abgefallen)、即從本真的能自己存在脫落而沉淪于‘世界’”。[4]247在沉淪中，此在“不是它自身(Nicht-es-selbst-sein)”,是異化的(entfremdend),“弊弊焉以天下為事”(《莊子·逍遙游》)。“沉淪”、“跌落”、“異化”這些詞無不表達著海德格爾對日常在世的不滿，對“在自身之外存在”的憂慮。那么，此在如何回到自身?如何從非本真狀態走向本真狀態?答案是：“向死而在(Sein zum Tode)”。

在日常狀態中，此在聽憑“常人(das Mann)”掌控，讓他人代替自己做決定。然而，有一件事是絕對無法代替的，是此在必須獨自承擔的，那就是死。“向死而在”或“向終結存在”(Sein zum Ende)把此在從“常人”那里拉回來，讓它獨自面對自身。“死亡是此在本身向來不得不承擔下來的存在可能性。隨著死亡，此在本身在其最本己的能在中懸臨于自身……當此在作為這種可能性懸臨于它自身之前時，它就被充分地指引向它最本己的能在了。”[4]347必須強調，死亡不是生物學意義上的生命之結束，而是存在論意義上的生存之可能性。在一切可能性中，死亡是最特殊的可能性：不再在世的可能性，生存之不可能的可能性?？鬃釉?，“未知生，焉知死”。海德格爾則相反，“未知死，焉知生”。只有死才能讓人本真地生，擺脫庸庸碌碌的非本真生活。

三、技術構成此在

“在自身之外存在”是非本真的，此在沉淪于“天下事”。通過“向死存在”返回自身的存在方式是本真的，此在掙脫“天下事”的羈絆，面對自己本身。如果把“此在”當作“誰(wer)”,把“天下事”當作“什么(was)”,那么這無疑表明本真的“誰”并不依賴“什么”,甚至只有離開“什么”才能贏得自身。2因此，在海德格爾那里，“什么”對“誰”根本不是構成性(constitutive)的，而僅是解構性的(deconstructive)。“天下事”造成了此在的沉淪和異化，陷入“人為物役”的境地。

正是在這一點上，斯蒂格勒與海德格爾分道揚鑣，并且成為他批判性地發展現象學的起點?！都夹g與時間》第一卷寫道：“‘存在者是誰(生存)還是什么(最廣義的現成存在)。這兩種存在類型之間的聯系是什么?’事實上問題就在這里，正是在對這個問題的展開上，我們與《存在與時間》產生了分歧：這種分歧是關鍵性的”。[5]242斯蒂格勒的核心主張是：“什么”構成“誰”。進一步看，他把“誰”與“什么”的關系首先置于技術語境之中。于是，“什么”構成“誰”的首要含義是“技術構成此在”。這是斯蒂格勒的技術存在論的指導原則。長期以來，哲學貶低技術(techné),弘揚科學(episteme)。斯蒂格勒試圖扭轉這一局面，而且在最基礎的存在論層面從事這項工作。因此，他的技術存在論或技術哲學不是哲學的一個分支，而是哲學本身，“哲學問題就是技術問題”[6]46。

必須強調，斯蒂格勒的技術概念是廣義的，不限于當代精密技術或高新技術，它涵蓋一切與techné有關的活動及其產物，從原始人打磨石器到美國毅力號火星探測。“技術首先并且主要指的是一切技能(skills)”[5]93。在此，斯蒂格勒是在古希臘哲學意義上使用techné的。在《尼各馬科倫理學》中，亞里士多德寫道，“一切技術都與生成有關，而進行技術的思考就是去審視某種可能生成的東西怎樣生成。它可能存在，也可能不存在。這些事物的開始之點在創制者中，而不在被創制物中”。[7]相應地，技術對象或技術人工物是一類特殊的存在者：“在物理科學的無機存在者與生物學的有機化存在者之間，還存在第三類‘存在者’:有機化的無機存在者(étants inorganiques organisés),即技術對象。”[5]16

技術與人的關系是一個古老的話題。人們對此往往持截然相反的態度。人類中心主義主張技術是人的發明，是滿足人類需要的純粹工具。相反，技術中心主義主張技術是自為的，以自身為目的。因此，它可能導致技術壓迫和異化。據此，技術或者服務于人，或者壓迫人，但無論如何都不可能構成人，無法從正面規定人是什么。相反，斯蒂格勒反對將人與技術對立起來，主張技術構成此在。“人的發明(l’invention de l’homme):不要對此自鳴得意，屬格(de)的模棱兩可提出了下列一分為二的問題：‘誰’或‘什么’做發明?‘誰’或‘什么’被發明?主語的模棱兩可，甚至動詞(發明)賓語的模棱兩可，恰恰說明這個動詞的意義本身是模棱兩可的。‘誰’與‘什么’之間的聯系是發明?？雌饋?span lang="EN-US">‘誰’和‘什么’分別命名人與技術?？墒?，屬格的模棱兩可至少促使人們追問：如果‘誰’指技術呢?如果‘什么’指人呢?又或者必須擺脫或者超越‘誰’與‘什么’之間的一切差異嗎?”[5]134

回答上述問題構成了斯蒂格勒技術存在論的中心任務。與通過向死存在回到本真性不同，斯蒂格勒主張根本不存在本真性，不存在獨立于技術的本真自我，更無所謂“回到自身”。與海德格爾一樣，斯蒂格勒主張此在具有實際性，并且總是已經“在自身之外存在”。與海德格爾不同，斯蒂格勒主張，只有基于“在外”或“外化(exteriorisation)”,此在才能擁有一個內部(interior),一個自我。此在之“誰”只有參照技術之“什么”才能解答，后者對前者具有構成性。這便回到了斯蒂格勒的獄中現象學實驗結果：我無法徹底懸置世界，因為世界構成了我。“離開‘什么’,‘誰’什么也不是。”[8]7

四、此在之虧欠與愛比米修斯的過失

技術構成此在顯然預設了此在是可被構成的，因而是未完成的。一個完滿的存在者無法被構成，如上帝。一個已經完成的事物無需再被構成，比如制作好的桌子。所謂完成，無非是說事物的實存符合本質。此時，不再有任何進一步構成的可能性。然而，此在不是桌子，此在的本質就是缺乏本質，永遠是未完成的、有待構成的。海德格爾把此在的這種特征稱作虧欠(Ausstand):“在此在中始終有某種東西虧欠著，這種東西作為此在本身的能在尚未成其為‘現實’的。從而，在此在的基本建構的本質中有一種持續的未封閉狀態。不完整性意味著在能在那里的虧欠。”[4]329此在作為生存是去存在，去存在是向著可能性存在，而可能之為可能意味著尚未成為現實。此在之虧欠表明，此在擁有尚未成為現實的可能性，并依據可能性進行籌劃。這就是“將來”的真正含義。一個沒有將來的此在將喪失一切可能性，這無異于生存的終結，而生存的終結即生存的毀滅。在日?？谡Z中，“完了”這個詞完美表達了終結的兩義性：完成與毀滅?？傊?，此在作為生存必然是虧欠的、不完整的、有欠缺的。試想，一種沒有未來、沒有可能性的生活為何要繼續下去?

此在之虧欠在愛比米修斯(Epimetheus)神話中得到了生動體現。斯蒂格勒常引用這個神話來論證此在之虧欠或本質之缺乏。該神話的要義是，人起源于愛比米修斯的過失，是缺乏本質或才能(quality)的存在者，必須通過技術創造去贏得自己的本質。柏拉圖在《普羅泰戈拉》中記載了這則神話。[9]很久以前，世上只有永生的諸神，會死的物種(mortal races)尚不存在。后來，諸神開始用土與火創造它們，并委派普羅米修斯和他的兄弟愛比米修斯為它們分配才能。愛比米修斯為一些動物分配力量，但不給速度，為另一些動物分配速度，但不給力量。一些動物獲得了尖牙利爪，另一些則插上了翅膀。但愛比米修斯是“后思(after-thought)”,是略顯遲鈍的后知后覺者。在輪到人類時，他發現所有才能都用完了。此時，普羅米修斯前來檢查，發現其他動物都安排得當，唯有人類赤身裸體，既無皮毛亦無盔甲爪牙之利。為彌補愛比米修斯的過失，普羅米修斯從赫菲斯托斯和雅典娜那里盜取技術與火，并賦予人類。這就是人類起源的故事。

在這則神話中，人是過失的產物，是被遺忘的存在者；且人源自雙重過失：愛比米修斯的遺忘與普羅米修斯的盜竊。遺忘導致人類無法像別的動物那樣先天擁有生存本領，不得不赤身裸體、孤立無援來到世界。盜竊則賦予人類以制作、發明、想象和創造的能力，以彌補先天才能的缺失，這就是技術的意義。斯蒂格勒主張，人沒有起源，或者說人的起源就是起源之缺失(original default)。“人類之所以是人類，是因為缺失。也就是說，他們的存在是他們的生成。”[6]69為了彌補缺失，人必須不斷進行技術創造?？傊?，正是此在之虧欠或人的起源之缺失為技術構成此在提供了可能性根據。

五、代具性存在

那么，技術究竟以何種方式構成此在?“在世存在”意味著此在總是已經置身于世界中的“此”。此在身處其中的周圍世界先于此在，是此在必須接受和繼承的條件或情境。這些存在論條件集合被斯蒂格勒稱為“已經在此”。此在被拋入世界之前，特定的語言、風俗、習慣、制度、文字、器具等等已經存在。因此，在世就是置身于“已經在此”。另一方面，“已經在此”是構成物而非自然物，屬于techné而非physis。這些是歷史的、文化的成就，是先人前輩的創造，不是與文化無關的自然條件或自然環境。

可以將置身于“已經在此”的此在的存在方式稱作“代具性存在(being prosthetically)”。“此在如何以這種方式生存(eksist) 代具性地，通過將自身置于、投射于自身之外，自身之前。”[5]234在醫學領域，prosthesis(代具)一般翻譯為假肢或義肢，其功能是代替殘缺的器官。但是，在原初意義上“代具意味著‘置于……前面’。代具性是世界的已經在此，因此也是過去的已經在此。代具字面上可以翻譯為前置(proposition)。一個代具就是被前置的東西，被放在前面(in front),被預先(in advance)放置；技術就是被放置在我們面前的東西”[5]235。Prosthesis的前綴pro意味著“前面”、“領先”,兼具時間和空間雙重含義：“代具的意思是(1)被放在前面或空間化(去遠[é-loignement]);(2)被預先放置，已經在此(過去)和先行(anticipation)(foresight),即時間化。”[5]152簡言之，代具就是先于(時間上)此在并放置在此在面前(空間上)的技術物之總和。

從時間上說，代具性的“已經在此”構成了此在的“曾在(Gewesen)”。從字面上看，“已經在此”代表著時間的過去之維。這個過去是相當獨特的。一方面，它不是此在的過去，且在時間上先于此在。另一方面，它又能夠成為此在的過去。海德格爾指出，此在的“曾在”不同于現成事物的“過去”:“‘只消’此在實際生存著，它就從未過去，反倒總在‘是我所曾在’的意義上曾在”[4]449。對此，斯蒂格勒解釋道：“‘此在的過去’在它之前已經在此，但只有在這個此在存在時，這個過去才能是此在的過去，這個過去尚未是此在的過去，但可以成為它的過去。沒有這個過去，這個此在什么也不是。”[8]4-5可見，“已經在此”在時間上先于此在，并規定了此在的曾在。

從空間上說，代具放置在此在前面并構成著此在的生存活動。作為缺乏本質和才能的存在者，此在必然并且總是已經依賴于技術物。我們借助語言交流，借助文字表達，借助房屋遮雨，借助耕作獲取食物，借助講稿發表講演等等。海德格爾主張，此在必須擺脫外物才能回到本真自我。但是，斯蒂格勒告訴我們，沒有技術物，就沒有此在，此在必須與它們“共在(mitsein)”。這樣，我們就回到了前面談到的“在自身之外存在”。與“我思”相反，此在無法憑借自身存在。“在自身之內存在”是自相矛盾的，因為此在已經在外，已經與技術共在。這樣說來，將prosthesis翻譯為“代具”并非十分準確。因為代具的功能根本不是代替，而是充盈缺乏本質的此在，使之豐富起來。德里達的“替補(supplément)”概念可以更好地闡明“代具”的意義。替補概念具有雙重含義：替代與補充。“替補概念……自身涵蓋兩種意義，這兩種意義的結合既怪異，又屬必然。替補補充，它是剩余，是充實另一個充足性(plénitude)的充足性，在場的填充(comble de la présence)。”另一方面，“替補代替(supplée)。它補充只為取代。它介入或混入代替(à-la-place-de);如果它填充，那也如同填充虛空。如果它代表(représente)或臨摹[在場],那也是通過在場的先天缺失進行的。”[10]技術作為代具看起來只是此在的手段或工具，但事實上不斷充盈著干癟的此在?？傊?，此在之存在是代具性存在。

六、結語

如果說17世紀是科學的時代，那么當今無疑是技術或技術科學的時代。無論是否情愿，我們的生存方式已經為急速發展的技術所塑造。海德格爾的“技術追問”表達了對這一趨勢的憂慮，《存在與時間》力圖構造一種掙脫技術羈絆的存在論。反之，斯蒂格勒則主動接受這一時代狀況。技術塑造人已是不爭的事實，離開技術談論人是時代錯位。因此，《技術與時間》探求的存在論是技術存在論，而不是反技術的存在論。以此為原則，斯蒂格勒對海德格爾做了批判性的發展，將“基礎存在論”奠基于“技術存在論”,在存在論層面為技術構成此在開辟可能性空間。如果說海德格爾試圖用本真性對抗技術，斯蒂格勒則賦予技術以積極的存在論價值。那么，這是否意味著我們應該放棄技術批判的哲學職責呢?恰恰相反。如果“愛比米修斯的過失”使得人不得不依賴于技術，那么“普羅米修斯的羞愧(Promethean shame)”3則讓人在技術面前自慚形穢。對此，斯蒂格勒后來嘗試構建“器官學(organology)”和“藥理學(pharmacology)”予以批判性分析?？傊?，通過重構技術與此在的關系，《技術與時間》批判性地發展了《存在與時間》,為反思當代技術處境提供了頗有價值的現象學存在論視野。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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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Stiegler B.Technics and Time 1,The Fault of Epimetheus[M].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8.(譯文參考了法文版和中文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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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Stiegler B.Technics and Time 2,Disorientation[M].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09.(譯文參考了法文版和中文版。)

[9] Plato.Complete Works[M].Indianapolis:Hackett,1997:757-758.

[10] Derrida J.De la grammatologie[M].Paris:Minuit,1967 :208.

[11] 安德斯.過時的人(第一卷)[M].范捷平，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1-74.

【注釋】

1在此,default有兩種含義:缺失與缺省。缺失是缺席,缺省則是默認。斯蒂格勒的意思是,世界的缺席恰恰證明了世界的默認性。我們總是已經默認了世界的必要性,世界是缺省的。換言之,世界的缺失恰恰揭示了世界的缺省,世界的不在場恰恰證明了世界在場的必要性。

2“誰(qui)”與“什么(quoi)”是斯蒂格勒的慣用語,它源自《存在與時間》對“此在”與“物”的區分:“生存論性質與范疇乃是存在性質的兩種基本可能性。與這兩者相應的存在者所要求的發問方式一上來就各不相同:存在者是誰(生存)還是什么(最廣義的現成狀態)。”[4]64

3“普羅米修斯的羞愧”來自安德斯(Günther Anders),意指“在自己制造的產品的質量面前感到一種自嘆不如的羞愧”。人作為創造者在越來越精密完美的技術物面前感到自慚形穢,這就是“普羅米修斯的羞愧”的基本含義。(參見[11])

原載：《自然辯證法研究》2023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