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是我國哲學學科的重要學術機構和研究中心。其前身是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哲學研究所。歷任所長為潘梓年、許立群、邢賁思、汝信(兼)、陳筠泉、李景源、謝地坤。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全國沒有專門的哲學研究機構。為了適應社會主義改造和建設事業發展的需要... ... <詳情>
哲學專業書庫的前身是哲學研究所圖書館,與哲學研究所同時成立于1955年。1994年底,院所圖書館合并之后將其劃為哲學所自管庫,從此只保留圖書借閱流通業務,不再購進新書。
2009年1月16日,作為中國社會科學院圖書館體制機制改革的重要舉措之一,哲學專業書庫正式掛牌。
<詳情>作為促進社會變革的技術力量之一,鐵路被形容為“強有力且戲劇性的工業革命象征”。鐵路技術得以在全球大規模傳播的 19世紀,也被稱為“鐵路時代”(The Railway Age)。對于此時逐漸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中國而言,鐵路一面附著侵略的性質,范文瀾在《中國近代史》中曾批判,英國“這個最先進的資本主義國家,駕駛著新式運輸工具,帶著可怕的殺人大炮和精美而又廉價的紡織品,開辟世界市場”;一面被賦予救亡的意義,蔣廷黻在《中國近代史》中發問:“近百年的中華民族根本只有一個問題,那就是:中國人能近代化嗎?能趕上西洋人嗎?能利用科學和機械嗎?對此,宓汝成指出:“一方面,它對中國資本主義因素的發展起著刺激作用;另一方面,它對中國加速淪為帝國主義列強的‘經濟領土’和世界資本主義體制的經濟附庸產生了極大的影響。從中國鐵路與帝國主義的關系視角簡明扼要地揭示和總結了鐵路的兩面性與復雜性。
就科技史的視野而言,晚清以降,受西力沖擊的中國社會掀起繼明末清初之后的又一波西學東漸潮流。以“堅船利炮”為代表的西方科學技術,成為中西文明碰撞與交流的重點領域。其中鐵路亦于當時傳入中國并實現艱難起步,構成科技轉型即“中國科技從傳統到近現代轉型”進程中的重要一環。經過一個多世紀的建設,中國鐵路時至今日已經歷蒸汽—內燃—電力的動力換代,并成為世界上規模最大的高鐵網絡,不僅在我國經濟社會運行中發揮重大作用,而且擁有相當強的國際影響力和競爭力。在歷史與現實的交織中,追溯鐵路東漸的來時之路,是書寫中國鐵路史的前提和基礎。
那么鐵路為何東漸,又如何東漸,前人有關中國近代鐵路史的研究成果已經非常豐碩,對此或多或少有所涉及。但總體而言,以往的研究一方面多為貫穿1840—1949年的近代鐵路通史,較少聚焦鐵路東漸這一早期階段,側重于“后”史而非“前”史;另一方面通常從政治史、經濟史、外交史、社會史等領域切入,鮮有關注鐵路科技史尤其是鐵路科技思想史的著作。已有成果雖不甚著力于思想觀念層面的鐵路東漸,但提供了可拓展的廣闊空間,是深入研究的堅實根基。本書立足于此有待填補之處,試圖融合中國近代鐵路史與科技思想史,旨在厘清鐵路認知的產生源頭和最初發展。
鐵路認知(railway cognition)是指對鐵路的認識和感知,其起步過程與鐵路事業的發展史密切相關卻又不盡相同。泛而言之,晚清時期的中國鐵路事業起步較晚且歷經坎坷,故而一直成就有限。但是鐵路認知發端遠遠早于此,由于鐵路知識在中國傳播,部分國人已形成對“鐵路是什么”問題的認識。之后在鐵路事業進展遲滯的同時,朝野上下圍繞“要不要修鐵路”和“如何修鐵路”等問題發生多次激烈爭議,使得彼時的鐵路史更顯著地表現為鐵路認知史。到了民國時期,一方面鐵路事業仍時常囿于時局等種種因素而無法穩定發展;另一方面社會主流觀念對于上述問題已不存在根本性分歧,不但知曉鐵路為何物,而且普遍認同中國應修建更多鐵路。因此就鐵路東漸來說,對中國近代鐵路認知史的考察可集中于晚清時期漸入新軌的過程,并可略分為兩大主題——發端與演進。
本書以晚清時期漸入新軌為主題,具有雙重層面的內涵。從物質實體層面來看,晚清鐵路的動議與修建是一個從無到有筑成新軌的過程,且此過程相當緩慢。從思想觀念層面來看,晚清鐵路認知的發端與演進亦相當遲緩,但各種看法產生后不斷碰撞,逐漸統一,趨于并軌。進而言之,由鐵路這項技術案例所折射出的近代中國科技思想史發展歷程,或者說中國近代思想觀念層面的科技轉型,也表現為一個漸入新軌的總體過程。
晚清鐵路認知的發端與演進是關系到官僚政治、商業經濟、國防軍事和宗教文化等多領域的綜合性論題。它牽動各方,匯聚了近代史上的諸多現象、事件和矛盾,比較充分地展現了科技與社會的復雜互動。探究的過程中也必然需要回應許多與科技思想史相關的問題,比如鐵路知識何時東傳,如何東傳,鐵路認知如何在華實現初構,在不同時期經歷了什么樣的轉變,代表性的人物有哪些,背后反映了何種科技觀,如何影響鐵路事業的發展及社會風氣的變化,諸如此類的問題又可以形成合力,有助于考察思想觀念轉型如何推動科技轉型,進而窺探它們與社會轉型之間的關系。
現代性的視角對鐵路認知的述論也可以提供有益的思考?!霸?span lang="EN-US">19世紀,除了鐵路之外,再沒有什么東西能作為現代性更生動、更引人注目的標志了?!辫F路被視為“經濟、社會和文化現代化的功能和隱喻”,在西方國家的近代歷史敘述中常常與“技術創新與工業革命、資本主義的興起及現代民族國家的出現”等話題相關聯。也就是說,鐵路作為一種大規模的集成機器和技術系統,將觸角深深地伸入物理空間和精神空間,使現代性得以具體化。但是這種具體化的視角更加重視物質力量而非精神力量,而且更多地關注西方國家而非其他國家。那么,同樣的經驗是否適用于近代中國?鐵路在近代中國追求現代化(近代化)之路中扮演了何種角色?鐵路認知的發端與演進將會反映科學技術如何“形塑”相應的思想觀念,從而折射出現代性在近代中國話語與思想體系中的獨特演進路徑。
此外,鐵路認知研究與快速發展的全球史等史學方法還可以相互借鑒。鐵路認知的歷史并非“沖擊—反應”的產物,而是有選擇的接受、有意識的創造之結果。事實上,鐵路不僅是推動全球化進程的元素之一,而且其本身即可視為全球化的一種產物。從涉及國家來看,討論晚清的鐵路就必然涉及日本和諸多西方國家,以及作為連接東西方橋梁的東南亞地區。無論是包括互動、比較和建構等研究方法在內的“跨越邊界思考歷史”,還是“空間化的概念史”“數字化和歷史分析”等對全球和地方的整合,都可以用于其中并發揮作用。當然,不管何種觀照視角或可能意義,都必須指向本書的主題——晚清的鐵路認知如何發端,又如何演進。
摘選自《晚清鐵路認知史論》緒論
來源:“人間萬象”微信公眾號2023.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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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促進社會變革的技術力量之一,鐵路被形容為“強有力且戲劇性的工業革命象征”。鐵路技術得以在全球大規模傳播的 19世紀,也被稱為“鐵路時代”(The Railway Age)。對于此時逐漸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中國而言,鐵路一面附著侵略的性質,范文瀾在《中國近代史》中曾批判,英國“這個最先進的資本主義國家,駕駛著新式運輸工具,帶著可怕的殺人大炮和精美而又廉價的紡織品,開辟世界市場”;一面被賦予救亡的意義,蔣廷黻在《中國近代史》中發問:“近百年的中華民族根本只有一個問題,那就是:中國人能近代化嗎?能趕上西洋人嗎?能利用科學和機械嗎?對此,宓汝成指出:“一方面,它對中國資本主義因素的發展起著刺激作用;另一方面,它對中國加速淪為帝國主義列強的‘經濟領土’和世界資本主義體制的經濟附庸產生了極大的影響。從中國鐵路與帝國主義的關系視角簡明扼要地揭示和總結了鐵路的兩面性與復雜性。
就科技史的視野而言,晚清以降,受西力沖擊的中國社會掀起繼明末清初之后的又一波西學東漸潮流。以“堅船利炮”為代表的西方科學技術,成為中西文明碰撞與交流的重點領域。其中鐵路亦于當時傳入中國并實現艱難起步,構成科技轉型即“中國科技從傳統到近現代轉型”進程中的重要一環。經過一個多世紀的建設,中國鐵路時至今日已經歷蒸汽—內燃—電力的動力換代,并成為世界上規模最大的高鐵網絡,不僅在我國經濟社會運行中發揮重大作用,而且擁有相當強的國際影響力和競爭力。在歷史與現實的交織中,追溯鐵路東漸的來時之路,是書寫中國鐵路史的前提和基礎。
那么鐵路為何東漸,又如何東漸,前人有關中國近代鐵路史的研究成果已經非常豐碩,對此或多或少有所涉及。但總體而言,以往的研究一方面多為貫穿1840—1949年的近代鐵路通史,較少聚焦鐵路東漸這一早期階段,側重于“后”史而非“前”史;另一方面通常從政治史、經濟史、外交史、社會史等領域切入,鮮有關注鐵路科技史尤其是鐵路科技思想史的著作。已有成果雖不甚著力于思想觀念層面的鐵路東漸,但提供了可拓展的廣闊空間,是深入研究的堅實根基。本書立足于此有待填補之處,試圖融合中國近代鐵路史與科技思想史,旨在厘清鐵路認知的產生源頭和最初發展。
鐵路認知(railway cognition)是指對鐵路的認識和感知,其起步過程與鐵路事業的發展史密切相關卻又不盡相同。泛而言之,晚清時期的中國鐵路事業起步較晚且歷經坎坷,故而一直成就有限。但是鐵路認知發端遠遠早于此,由于鐵路知識在中國傳播,部分國人已形成對“鐵路是什么”問題的認識。之后在鐵路事業進展遲滯的同時,朝野上下圍繞“要不要修鐵路”和“如何修鐵路”等問題發生多次激烈爭議,使得彼時的鐵路史更顯著地表現為鐵路認知史。到了民國時期,一方面鐵路事業仍時常囿于時局等種種因素而無法穩定發展;另一方面社會主流觀念對于上述問題已不存在根本性分歧,不但知曉鐵路為何物,而且普遍認同中國應修建更多鐵路。因此就鐵路東漸來說,對中國近代鐵路認知史的考察可集中于晚清時期漸入新軌的過程,并可略分為兩大主題——發端與演進。
本書以晚清時期漸入新軌為主題,具有雙重層面的內涵。從物質實體層面來看,晚清鐵路的動議與修建是一個從無到有筑成新軌的過程,且此過程相當緩慢。從思想觀念層面來看,晚清鐵路認知的發端與演進亦相當遲緩,但各種看法產生后不斷碰撞,逐漸統一,趨于并軌。進而言之,由鐵路這項技術案例所折射出的近代中國科技思想史發展歷程,或者說中國近代思想觀念層面的科技轉型,也表現為一個漸入新軌的總體過程。
晚清鐵路認知的發端與演進是關系到官僚政治、商業經濟、國防軍事和宗教文化等多領域的綜合性論題。它牽動各方,匯聚了近代史上的諸多現象、事件和矛盾,比較充分地展現了科技與社會的復雜互動。探究的過程中也必然需要回應許多與科技思想史相關的問題,比如鐵路知識何時東傳,如何東傳,鐵路認知如何在華實現初構,在不同時期經歷了什么樣的轉變,代表性的人物有哪些,背后反映了何種科技觀,如何影響鐵路事業的發展及社會風氣的變化,諸如此類的問題又可以形成合力,有助于考察思想觀念轉型如何推動科技轉型,進而窺探它們與社會轉型之間的關系。
現代性的視角對鐵路認知的述論也可以提供有益的思考?!霸?span lang="EN-US">19世紀,除了鐵路之外,再沒有什么東西能作為現代性更生動、更引人注目的標志了?!辫F路被視為“經濟、社會和文化現代化的功能和隱喻”,在西方國家的近代歷史敘述中常常與“技術創新與工業革命、資本主義的興起及現代民族國家的出現”等話題相關聯。也就是說,鐵路作為一種大規模的集成機器和技術系統,將觸角深深地伸入物理空間和精神空間,使現代性得以具體化。但是這種具體化的視角更加重視物質力量而非精神力量,而且更多地關注西方國家而非其他國家。那么,同樣的經驗是否適用于近代中國?鐵路在近代中國追求現代化(近代化)之路中扮演了何種角色?鐵路認知的發端與演進將會反映科學技術如何“形塑”相應的思想觀念,從而折射出現代性在近代中國話語與思想體系中的獨特演進路徑。
此外,鐵路認知研究與快速發展的全球史等史學方法還可以相互借鑒。鐵路認知的歷史并非“沖擊—反應”的產物,而是有選擇的接受、有意識的創造之結果。事實上,鐵路不僅是推動全球化進程的元素之一,而且其本身即可視為全球化的一種產物。從涉及國家來看,討論晚清的鐵路就必然涉及日本和諸多西方國家,以及作為連接東西方橋梁的東南亞地區。無論是包括互動、比較和建構等研究方法在內的“跨越邊界思考歷史”,還是“空間化的概念史”“數字化和歷史分析”等對全球和地方的整合,都可以用于其中并發揮作用。當然,不管何種觀照視角或可能意義,都必須指向本書的主題——晚清的鐵路認知如何發端,又如何演進。
摘選自《晚清鐵路認知史論》緒論
來源:“人間萬象”微信公眾號2023.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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